一

国家构成要素的动摇与形式延续的可能

根据《蒙特维多公约》（Montevideo Convention）对国家的经典定义，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固定人口、确定领土、政府以及与他国交往的能力”四项要素。传统上，这四要素被视为不可或缺的构成基础。然而，在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国土完全淹没的极端情形下，“确定领土”与“固定人口”的物理依托被削弱，国家是否仍能被视为“存在”，成为当前国际法必须回应的紧迫课题。

部分学者主张，“国家”应被理解为一种法律人格而非地理实体，其本质在于法律承认与国际交往中的持续性表现。¹换言之，只要国家的国际法律人格未被否定，其在物理空间上的缺席未必等同于法律上的“灭失”。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及部分岛国正在讨论在领土淹没后是否可以继续保留联合国会员资格、主权权利与海洋专属经济区主张。²

二

岛屿国家的应对策略：法律拟制与数字主权

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存危机，图瓦卢（Tuvalu）、马尔代夫（Maldives）等岛国开始推动所谓的“数字国家”构想（digital nationhood），尝试通过虚拟形式保存国家档案、文化象征、法律制度乃至主权象征。这类尝试虽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但是否能够获得国际法上的制度承认与承继仍存重大争议。

图瓦卢2022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声明，表示“即便我们的物理土地消失，我们也不会失去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³这一政治表态背后隐含着对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请求：国际法是否可以（或应当）将“国家”从地理空间中解放出来？虽然该主张尚未获得主流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正式认可，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气候不正义中所发出的结构性抗议。

三

国际法的制度张力与潜在演进路径

当前国际法体系对领土灭失国家延续的安排仍处于制度真空状态。尽管存在个别学者建议通过制定“气候流离国家特别公约”（Special Convention on Climate Displaced States）或由国际法院发布咨询意见澄清法律地位，⁴但从现实政治意愿与制度形成机制来看，短期内构建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应对框架仍面临诸多障碍。

与此同时，一些软法机制正逐渐浮现。例如，国际法委员会（ILC）对“环境迁徙”（environmental displacement）议题的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气候难民”权利的讨论，均可能为未来制度演进提供前期铺垫。此外，部分区域组织如太平洋岛国论坛（PIF）也已就领土灭失与国家延续问题展开政治磋商，其立场可能促成区域性法律共识，从而逐步影响国际法的普遍规则形成。

四

结语：制度更新的迫切性与责任的政治伦理

领土灭失并非自然灾害的“意外”，而是工业化国家碳排放累积结果的制度性后果。国际法若仍以“地理存在”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石，则可能对最脆弱国家造成“二次剥夺”——先在物理层面上失地，再在制度层面上失声。

未来的国际法发展应在“领土物理性”与“主权法律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路径。或许，承认“无地国家”的存在，是对人类共同责任的最低回应。

【1】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n (OUP 2019) 128–130.

【2】Rosemary Rayfuse,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sappearing States: Maritime Zones and the Criteria for Statehood’ (2010) 41 Envtl Policy & L 281.

【3】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uvalu Statement at COP27 (15 November 2022) https://www.un.org/en/climatechange/cop27  accessed 1 November 2025.

【4】Sumudu Atapattu, Emerging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6) 3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