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说明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点。某科技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大额资金异常流出。经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并未在公司担任任何名义职务，但长期以投资人和创始人的身份管理公司事务，包括决定重大业务方向、批准资金支出以及直接参与财务安排。在一次设备采购项目中，刘某以需要临时周转为由，要求财务人员将公司账户中的 120 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承诺几天后归还。但该笔款项随后被其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未再回流公司。案发后，公诉机关以刘某涉嫌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辩护人则提出，刘某从未在公司任任何职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不满足职务侵占罪主体要件。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即面临一个核心争议：未任职的实际控制人，是否能够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应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本罪的主体表述由原来的“人员”进一步收窄为“工作人员”，强调主体应当具备一定的职权属性。然而，立法并未要求行为人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在册登记、必须具有法定或章程意义上的职务身份。从大量司法裁判和指导性案例看，如果在案证据能够认定行为人利用其实质管理、控制公司的职务便利，即可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工作人员’。

以《刑事审判参考》第235号（于庆伟职务侵占案）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按照《刑法》第271条第一款的规定，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一般包括正式职工、合同工和临时工。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关键在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非法占有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管理、使用、运输中的其他单位财产和私人财产）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不是行为人在单位的‘身份’。”

又如，在陆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3）奉刑初字第126号刑事判决书）中，陆雄虽未担任法定代表人，但通过利用实际控制公司的职务便利擅自将公司资金1000万元以预付工程款名义划出，归还个人借款，被法院认定为职务侵占罪主体。在朱锰职务侵占罪案（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2021）皖0311刑初20号刑事判决书）中，朱锰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却能安排财务人员配合转账，并通过关联公司过账将大量资金转入其控制的账户，法院同样认定其属于本罪主体。此类案件的共同点在于：行为人虽无名义职务，却凭借实际控制力支配公司财产，其行为完全符合“工作人员”的法律含义。

当然，并非所有实控人都必然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司法实践亦存在相反的案例：一是公司治理结构混乱、财务制度不健全，私人账户经常用于公司经营，外借、垫资情况普遍，这类案件往往难以区分哪些资金属于公司财产，从而不宜以刑法评价（如陈某挪用资金、职务侵占案，见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2019）苏0722刑初486号刑事判决书）。二是在典型“一人公司”模式下，个人与公司财产高度混同，公司账务体系并不健全，此时很难认定行为人“侵占公司财产”，因为公司财产的范围本身就不清晰（如入库案例王某某职务侵占案，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刑终46号刑事判决书）。三是当实际控制人处分资金的行为与内部投资安排、经营决策、财务结算密切交织，财产归属边界和内部权利义务尚不明确时，争议更具有民事或公司治理属性，难以满足以职务侵占罪评价所需的明确性与非法占有特征（如宁波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控告郑某职务侵占案，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浙02刑终503号刑事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