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传统赠与或遗嘱继承，艺术品信托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制度性保障：
1.财产隔离：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的固有资产。即便委托人家族遭遇债务危机，或受托机构经营不善，信托内的艺术品仍受法律保护，免于强制执行。
2.专业管控：合格受托人需兼具艺术鉴赏、法律合规与资产管理能力，能有效识别并阻断“自批自卖”式利益输送。
3.意愿锁定：通过合同条款固化传承规则，例如设定“不得出境”“每五年公开展出一次”等文化义务，使家族精神得以具象延续。
4.纠纷预防：明确受益人权利边界与决策机制，减少因继承分配不清引发的家族内耗。
尤为关键的是，信托可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提升。通过合规展览、学术研究、数字授权等方式，藏品不仅保值，更能增值，避免《江南春》式的“贱卖悲剧”。尽管《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未将文物直接纳入“艺术品”范畴，但传世文物可通过公益信托或家族文化信托等特殊架构，在符合《文物保护法》前提下实现合规传承。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真正的专业管控，往往需要“金融能力”与“文化专业”的深度协同。
现行监管框架下，营业性信托的法定受托人必须是持牌信托公司。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博机构虽不具备金融牌照，却拥有无可替代的鉴定、保管与学术能力。因此，实践中可采取“主受托人+专业协作方”的治理结构——由信托公司担任法律意义上的受托人，负责资产隔离与合规运作；同时引入权威博物馆作为专业托管人、文化顾问或监察人，对藏品的保存、修复、展览及处置提供具有约束力的专业意见。
例如，可在信托合同中约定：“任何涉及信托财产内艺术品的移动、修复或估值变更，须取得指定博物馆出具的技术认可函方可执行。”这种安排虽非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共同受托人”，却能在实质层面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效防范南博式“外行管内行”的治理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