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9日，成都27岁女子王某雅在家门口被同小区邻居梁某滢杀害，后梁某滢被鉴定出患有精神分裂症，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12月2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梁某滢故意杀人一案，对梁某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起悲剧再度将精神病人刑事责任问题推向舆论风口，也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刑事司法体系中那道特殊而复杂的程序——精神病司法鉴定。在刑事实务中，精神病鉴定被誉为“法庭上的科学证据之王”，它既能成为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盾牌，也可能异化为部分犯罪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免罪金牌”。如何在这片荆棘之地中寻找公正与安全的平衡点，成为现代刑事司法必须直面的难题。

精神病司法鉴定绝非简单的医学诊断，而是肩负着多重司法使命的复合型制度。首先，该制度彰显了刑法的人道主义内核，是现代刑法“罪责自负”原则的必然延伸。我国《刑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此条文背后，蕴含着刑事责任建立的伦理基石——唯有具备辨认与控制能力的行为人，其行为才具有可责性。精神病司法鉴定，正是连通医学事实与法律评价的科学桥梁，通过专业判断，厘清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况，从而决定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其次，这一制度肩负着重要的社会防护与治理功能。鉴定结论不仅关乎责任划分，也直接指引着后续的司法处置。对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司法机关可依据鉴定结果及时采取强制医疗等必要措施，以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

最后，精神病司法鉴定在维护司法公信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而敏感的角色。近年来，一些恶性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突然”经鉴定为精神病人的情况，屡次引发舆论哗然，甚至严重动摇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当专业鉴定结论与大众的朴素正义观产生落差时，如何通过规范、透明的鉴定程序消解疑虑，如何以恰当方式向社会阐释专业判断的法律依据，成为司法体系必须面对的沟通课题。

我国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医学—法学”二元标准，这套看似严谨的标准在实践中却常常陷入困境。

医学要件要求必须存在明确的精神障碍。根据《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这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严重抑郁症等重型精神疾病，也包括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出现的暂时性精神障碍。但医学诊断本身存在主观性，不同专家对同一症状可能有不同解读。更复杂的是，有些反社会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等，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却可能导致行为人认知和控制能力严重受损。

法学要件则聚焦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辨认能力指行为人理解行为性质、后果及违法性的能力；控制能力指基于这种理解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实践中，这两个抽象概念的判断异常困难。比如，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知道杀人违法（具备形式辨认能力），但可能因幻听认为被害人是要害自己的恶魔（缺乏实质辨认能力）。这种情况下，鉴定人需要深入行为人内心世界，这种探索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都面临挑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灰色地带。我国《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弹性规定在实践中容易成为争议焦点。成都案件中，被告人就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从而影响了定罪量刑，也成为了大众争议和愤恨的焦点。

1.依职权启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八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一十三条等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各自诉讼阶段，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依职权直接委托进行精神病鉴定。这一模式以效率和安全为导向，赋予了办案机关广泛的启动裁量权。

其优势在于能够及时固定关键证据，防止因延误导致行为人精神状态发生变化，影响鉴定准确性；同时便于办案机关主动查明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履行法定职责。然而，缺陷同样明显：其一，“必要性”标准模糊，完全依赖于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统一的尺度。其二，这种单方决定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衡，容易演变为一种“权力的任性”。

2.依申请启动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向办案机关提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这构成了当事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渠道。

然而，这一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限制。首先，申请并不必然启动鉴定。办案机关收到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认为“没有必要”的，应当不同意并说明理由。但“说明理由”往往流于简单的“不符合鉴定条件”等格式化表述，缺乏充分的说理和论证，当事人难以据此进行有效抗辩。其次，对驳回申请的决定，当事人缺乏即时、独立的司法救济途径。通常只能等待案件进入下一诉讼阶段后，向新的办案机关再次提出申请，这导致权利救济的滞后和不确定性。最后，申请方往往需要承担一定的初步举证责任，例如提供行为人既往的精神病史记录、异常行为表现等线索。但对于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家属或辩护人而言，收集和呈现此类证据本身即存在困难。

为弥合制度缝隙，保障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公正启动，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完善：

1.明确并细化“启动必要性”的客观标准

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确立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具体情形指引。例如，犯罪嫌疑人或其家族有明确精神疾病史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言行举止存在明显异常，疑似精神障碍的、犯罪动机和手段明显有悖常理之类的，办案机关原则上应当启动鉴定或同意鉴定申请。

2.建立申请驳回的司法审查救济机制

借鉴强制措施救济程序，构建对鉴定申请驳回决定的即时救济渠道。当办案机关驳回鉴定申请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有权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审查应采取听证形式，由中立第三方听取办案机关的理由和申请方的依据，快速作出是否应当启动鉴定的决定。这既能保障当事人诉权，也能倒逼办案机关在作出驳回决定时更加审慎、说理充分。

2.强化法庭质证的关键作用

必须严格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鉴定人，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通过法律援助等方式确保经济困难当事人也能获得专业支持；加强法官对精神病学知识的学习培训，提升其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能力。

3.司法公开与舆论引导不可或缺

对于涉及精神病鉴定的重大案件，应当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适度公开鉴定程序、鉴定机构和鉴定方法，回应公众疑虑。司法机关还应主动进行法治宣传，普及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法律原则和科学基础，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通过上述制度的精细化构建，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方能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权力博弈的“灰色地带”，转变为权责清晰、标准明确、救济有效的“阳光程序”。这不仅是保障个案公正的基础，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妥善处理类似成都案件所引发社会关切的系统性回应。只有当启动程序本身公正透明，后续的鉴定结论才能获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基本信任，司法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维护秩序与体现关怀之间的艰难平衡，才有了坚实的程序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