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职责履行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利益的平衡与保护。其中，债权人主张的抵销权如何处理，尤其是管理人对抵销权存有异议时应遵循何种程序，是实务中极易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李某诉某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再69号）通过再审判决，明确了管理人行使抵销权异议的法定路径，强调了管理人对抵销权行使异议应以诉讼为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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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起源于2002年，李某与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案涉房屋并支付购房款716万余元。后因无法办理产权证，李某诉请解除合同。2004年，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北京某房地产公司需退还购房款及利息，李某则需返还房屋。但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未履行，形成僵局。

2005年，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法院指定某清算事务所与某律师事务所担任联合管理人。2007年，李某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金额被确认为754万余元（含本金及利息）。李某主张以其占有的案涉房屋抵销该笔债务，但管理人未予采纳。但管理人未就抵销权是否成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将此事提交债权人会议决议。2009年，债权人会议通过决议，否定了李某的抵销主张，并决定将房屋出售给第三方。

2011年，管理人进一步采取行动，在未征得李某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打开案涉房屋房门，转移屋内物品并收回房屋。李某随后提起诉讼，要求管理人赔礼道歉、返还财物、恢复抵销权及房屋权属。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均以李某败诉告终。一审法院认为管理人收房属职务行为，相关债务属共益债务，应由破产财产清偿；二审法院则强调债权人会议决议对李某具有约束力。李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最高检提起抗诉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作出再审判决，彻底推翻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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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核心启示在于，管理人行使抵销权异议必须严格遵循诉讼路径，任何试图以会议决议或内部决策替代司法审查的行为均属无效，且可能引发法律责任。

1.诉讼程序的不可替代性

《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并非任意性规范，而是强制性程序要求。其立法本意在于通过司法审查确保抵销权判断的公正性，避免债权人会议“多数决”对个体权利的侵蚀。管理人需摒弃“以会代诉”的惯性思维，将诉讼作为解决抵销权争议的唯一合法途径。

2.程序违法的多重风险

管理人若为追求效率而规避诉讼，可能面临三重风险：一是异议行为无效，抵销权成立与否仍需司法确认；二是因程序错误导致债权人损失，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是可能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被追责，影响职业声誉。

3.实务操作建议

为规避风险，管理人应在收到抵销主张后立即启动评估程序，若存异议，需在三个月内提起诉讼；同时应审慎处理争议财产，避免程序瑕疵与实体侵权责任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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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篇研习的案例，在实体问题上，即管理人在此语境下，应当如何处置案涉房屋、对于债权人的债权应当如何认定等问题上仍有争议，但仅着眼于破产抵销权行使以及异议提出等程序，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重申了破产程序中程序正义的底线，即抵销权异议的解决必须回归司法轨道。管理人需遵循《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诉讼程序为提出抵销权异议的唯一合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