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法院的确定是诉讼案件启动的必要内容，也是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前的关键程序性问题，除违反专属管辖、级别管辖的约定，人民法院对于管辖的认定一般遵循“有约定从约定”的原则处理。而当一方当事人对管辖条款所依附的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时，人民法院如何认定该管辖条款的效力、确定管辖法院，涉及法院对“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的边界的把握问题，在最高院（2024）最高法民辖43号裁定所涉案件中，也体现出不同法院的不同态度，以及最高院对此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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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企业诉称，2016年8月16日，某某企业与王某一、某某公司以及其他相关公司共同签订《投资协议书》。后因《投资协议书》的履行发生争议，某某企业依据《投资协议书》中关于“因本协议而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包括与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性或终止有关的任何问题），任何一方均可提交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约定，起诉王某一、某某公司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简称海淀法院）。

海淀法院受理后，王某一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并未签署过《投资协议书》。经委托鉴定，对于王某一的签字无法判断检材与样本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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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高院观点

最高院认为，海淀法院立案受理后，王某一虽然不认可《投资协议书》上“王某一”签名的真实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签名系伪造。在立案受理阶段，不能仅因为当事人提出真实性异议就否定管辖协议的效力。案涉《投资协议书》关于“发生争议可提交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约定，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并进一步认定海淀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案件移送处理不当，予以纠正。

（二）裁判结果

最高院最终裁定：

1.撤销一中院管辖权异议二审裁定和海淀法院管辖权异议一审裁定；

2.本案由海淀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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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充分显示了实践中对于管辖权异议阶段审查范围以及效力认定的不同观点。最高院认为王某虽不认可签名真实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签名系伪造”，“在立案受理阶段，不能仅因为当事人提出真实性异议就否定管辖协议的效力”，也反映出在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合同虚假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认定能否继续依据相关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笔者另行检索了最高院关于此类问题的相关案例，也关注到最高院曾在（2016）最高法民终41号裁定中明确观点，认为该案协议存在明显瑕疵，双方当事人对协议真实性存在争议，并认为对协议的真实性应待实体审理后再作认定，在管辖权异议的程序性审查阶段，不宜依照真实性存疑的协议确定案件的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