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汽车电子产业的飞速发展，辅助驾驶系统已逐渐成为汽车的标配或选装功能。辅助驾驶技术的初衷在于减轻驾驶人的操作负担，提升行车的安全性与舒适性。然而，在技术应用日益广泛的背景下，部分驾驶人对该技术的局限性及法律属性存在误解，将“辅助”等同于“替代”，在激活相关功能后，注意力严重脱离驾驶任务，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规避系统的安全监测，将车辆的控制权完全或大部分交由不成熟的电子系统，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了实质性威胁。此种情形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的刑事责任应如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亟待厘清的问题。

在探讨刑事责任之前，有必要对辅助驾驶功能进行准确界定。依据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T 40429-2021）的规定，驾驶自动化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辅助（含预警和辅助）”，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

当前市场上广泛应用的辅助驾驶系统，主要对应L2级及以下的“驾驶辅助”级别。其核心特征在于“人机共驾”，但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L2级系统虽能同时实现对车辆纵向和横向运动的辅助，但要求驾驶员必须持续监控系统运行、道路环境及其他交通参与者，并准备随时接管车辆。国家标准明确指出，驾驶辅助系统受技术限制，无法保证在所有道路环境下均能安全运行，其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人驾驶，而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不意味其驾驶义务的免除。相反，基于技术的局限性，驾驶人的注意义务具有其特殊内涵。

（一）基本驾驶义务的存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一核心义务并不因任何技术的使用而豁免。驾驶人始终是保证车辆安全行驶的第一责任人。

（二）技术特性决定的特殊注意义务

首先是系统监控义务。驾驶人必须对辅助驾驶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持续监控。例如，系统是否准确识别车道线、前车距离、交通信号、静止障碍物等。当前技术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对静止物体、复杂路口、恶劣天气等场景的识别能力有限，驾驶人对此应有充分认知。

其次是环境监控义务。驾驶人必须对车辆行驶的整体交通环境保持警惕，包括但不限于其他车辆的动态、行人与非机动车的突然穿行、路面障碍物、临时交通管制等。

最后是即时接管义务。当系统发出接管请求，或驾驶人通过监控发现系统无法应对当前交通状况、存在安全隐患时，必须能够立即、有效地接管车辆控制权。

（三）义务违反的常见形式

实践中，义务违反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过度信赖”，即完全信赖系统，将注意力移出驾驶任务，如玩手机、睡觉、阅读等。二是“主动规避”，即通过使用配重块（所谓的“智驾神器”）、压感欺骗装置等手段，使系统错误感知驾驶人手握方向盘，从而允许车辆在驾驶人完全脱离监控的状态下长时间行驶。这两种行为均从根本上违反了驾驶人的核心注意义务。

（一）案情简介

2025年9月13日0时30分许，被告人王某群饮酒后驾驶汽车，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某饭店附近回到其居住小区。同日1时15分许，王某群又驾驶该车离开小区，随后激活该车辅助驾驶功能，设置目的地，利用其私自安装的、可以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的“智驾神器”配件，使车辆在实际无人监管状态下继续行驶，其则坐到副驾驶座位睡觉。1时37分许，该车行驶至目的地附近的杭州市临平区某路段处停止。因车辆挡道，过路群众发现车内仅有在副驾驶位睡觉的王某群，遂报警。经鉴定，王某群血液酒精含量为114.5毫克/100毫升，属醉酒。另查明，王某群在二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9日作出（2025）浙0113刑初59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王某群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二）裁判要旨与争议焦点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王某群醉酒后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没有在主驾驶位执行驾驶操作，是否仍属于“驾驶”行为，其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裁判理由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证：

1.被告人王某群系驾驶行为人和责任人

法院认为，王某群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王某群醉酒后以传统人工方式驾驶机动车行驶一段路程，在此阶段认定其为驾驶人没有异议。第二阶段，王某群激活辅助驾驶功能，设置目的地，由辅助驾驶系统执行驾驶任务。

关键在于第二阶段的定性。法院明确指出，因王某群所驾汽车安装的驾驶自动化系统系不能脱离驾驶人监管的2级辅助驾驶系统，故王某群仍然是负责执行驾驶任务的驾驶人。其利用事前安装的非法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并从主驾驶位移至副驾驶位、双手脱离方向盘并睡觉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违规驾驶，不能以此否认其驾驶人的身份和责任。

这一裁判要旨的核心在于：驾驶人的身份认定，不以其是否实际操控方向盘为标准，而以其是否负有驾驶责任为依据。只要车辆处于辅助驾驶模式下，驾驶人即负有持续监控和随时接管的法定义务，其脱离驾驶位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法定义务的违反，而非义务的免除。

2.被告人王某群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经鉴定，王某群血液酒精含量为114.5毫克/100毫升，属醉酒。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的规定，虽然王某群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100毫升，但其在二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故对其此次醉酒驾驶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三）裁判规则的法理意义

王某群案的裁判规则具有重要的法理意义：

其一，明确了辅助驾驶模式下“驾驶行为”的认定标准。驾驶行为的本质不在于物理操控，而在于对车辆运行负有法定监控和管控责任。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即使未实际操控方向盘，仍属于驾驶行为的延续。

其二，厘清了“智驾神器”等非法规避装置的法律性质。使用此类装置逃避系统监测，不仅不能免除驾驶责任，反而是证明行为人主观恶性深重的证据，应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量。

其三，确立了醉酒驾驶与违规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行为竞合时的处理规则。本案中，醉酒驾驶是独立的犯罪行为，违规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行为虽未单独入罪，但可作为综合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可以归纳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情形下驾驶人刑事责任的认定规则：

（一）主体责任规则：驾驶人始终是驾驶行为的责任主体

无论车辆的智能化程度如何，只要其属于不能脱离驾驶人监管的0-2级辅助驾驶系统，驾驶人就负有驾驶操作和交通环境监控的最终责任。辅助驾驶系统仅是履行驾驶责任的辅助工具，而非责任的替代者。行为人是否实际操控方向盘，不影响其作为驾驶人的法律地位。

（二）行为定性规则：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的状态仍属“驾驶”范畴

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设置目的地，由辅助驾驶系统执行驾驶任务，其本人脱离驾驶位，属于驾驶行为的特殊表现形式，而非驾驶行为的终止。此种状态下发生醉酒等违法情形的，仍应认定为“醉酒驾驶机动车”。

（三）主观恶性评价规则：使用非法规避装置的行为应从重评价

使用“智驾神器”等非法手段恶意规避系统安全监测的行为，相较于一般的分心驾驶，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动制造风险的行为，应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评价。

辅助驾驶技术的应用，对传统的“人-车-路”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根基始终在于“人”的责任担当。最高人民法院第48批指导性案例中的王某群危险驾驶案，通过清晰的裁判规则，重申了驾驶人作为驾驶行为最终责任主体的法律地位：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不改变驾驶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负有的安全驾驶义务；行为人脱离驾驶位的行为，不是责任的免除，而是对法定义务的违反；使用“智驾神器”等非法手段完全脱离驾驶监控的行为，即使侥幸未发生实际损害，也因其对法定义务的根本性背弃而具有刑事可罚性。唯有明确这一规则，才能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知和使用辅助驾驶技术，促使技术真正服务于安全，而非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