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基本原则与制度演进
发布日期:
2026-07-03

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此举旨在为2024年7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提供精准、统一的司法适用规则。细读这份长达九十条的《征求意见稿》,其内容远不止于对新法条文的技术性细化,通过“董事会中心主义”明晰公司内部权力格局,通过“债权人保护精细化”重塑外部风险防控体系,以及通过“司法介入审慎化”严守公权力对私法自治的边界,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面向未来的公司治理司法逻辑。

一、董事中心主义新格局:权力、责任与问责的三层建构

新《公司法》的一大亮点在于显著强化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正从传统的“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系统性转型。《征求意见稿》贯彻了这一立法导向,通过“权力配置—责任界定—问责机制”的三层制度建构,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司法支撑。

首先,在权力配置层面,《征求意见稿》厘清了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责边界,巩固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核心的地位。根据新《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股东会职权分为两类: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职权;二是可由公司章程另行设定的补充性职权。而第六十七条与第一百二十条则明确,董事会职权来源于三方面:法定职权、章程规定以及股东会授权。《征求意见稿》第十条第二款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禁止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对法定职权进行概括性“上收”或“下放”。该条款规定:“股东会违反法律规定作出决议,将依法只能由股东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或者将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收归股东会行使,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超越职权,对依法不属于公司决议事项作出决议,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长期以来,关于股东会能否将其职权下放给董事会,或董事会的法定职权是否可以上收由股东会行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分歧。例如,在(2017)最高法民申1794号(下放)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指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可自主将部分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权力赋予董事会。”类似立场亦见于(2021)湘06民终2347号(上收)等案件,体现出对公司治理机关意思自治的尊重。然而近年来亦有法院持相反观点,如在(2024)赣07民终18号(上收)、(2024)苏03民终5818号(上收)案中,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若涉及本属董事会职权范围的事项,即构成越权,相关决议内容应属无效。

在此背景下,《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具有鲜明的制度纠偏意义。它首次在司法解释层面确立统一立场:无论是股东会将法定职权“下放”给董事会,还是董事会将法定职权“上收”至股东会,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此举为公司治理中两大核心机构的法定权限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不仅有效遏制了以“授权”之名行“架空”之实的治理乱象,更进一步限缩股东会干预经营的空间,实质性推动公司治理向董事会中心主义深化演进。

其次,在责任界定层面,《征求意见稿》实现了两大突破,推动董事责任制度全面升级,在明确董事会与股东会职权的同时,同步完善董事的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体系,并细化了违反义务的民事责任,包括核查与催缴出资义务及其赔偿责任、抽逃出资的连带赔偿责任、违法分配利润及违法减资的赔偿责任、清算义务人责任等,勾勒出董事信义义务的责任框架。

第一,与新《公司法》相适应,《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了董事责任的认定标准。例如,第二十七条详细列举了董事在催缴出资、处理失权股权等方面的核查与催缴义务。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董事在维护公司资本充实方面的责任,更彰显董事会对公司资本管理这一根本性事务的主导权。第二十八条关于抽逃出资的认定与追偿更加细化,明确董监高连带责任的追偿权,允许其在承担责任后向抽逃出资的股东全额追偿,实现了责任与最终过错方的匹配。结合新《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强调,司法实践将不再满足于程序合规的审查,而是深入考察董事的决策过程是否基于合理的商业判断和专业审慎。这种从形式审查到实质审查的转变,对董事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征求意见稿》对“事实董事”与“影子董事”的责任认定趋于明晰。长期以来,躲在幕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常通过操纵名义董事规避法律责任,形成监管盲区。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对此现象做出回应,《征求意见稿》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事实董事”(即未登记但实际执行董事职务者)可一般性地适用《公司法》中关于董事的所有规定,即需普遍承担董事责任。该条款虽措辞谨慎(使用“可以”而非“应当”),但意义重大,将法律责任直接施加于事实董事,堵住了责任规避的制度漏洞,是对“权责一致”法治原则的深刻践行,表明公司治理将更加注重实质而非形式。与之相对,《征求意见稿》第八十八条第二款将“影子董事”(幕后实际决策者)的责任限定于其指示实施的“特定事项”。这是一种事后、个案的认定,仅在特定行为造成公司损失时,才追究其相应赔偿责任,体现了责任认定的精准性与比例原则。

在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后,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及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相应义务或者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等的,须承担相应责任(第七十五条、七十六条)。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中“高管获利、公司受损”的权责失衡问题,《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五条创设了“违法薪酬退回”制度。其核心规则在于:当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或隐瞒重要事实时,公司可要求董事、高管退回“与业绩不匹配的超标薪酬或股权期权”,实现了“行政处罚 + 民事赔偿 + 薪酬退回”三重机制有机衔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形成协同效应,强化了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立体化追责。

责任对象

责任情形

责任主体

责任形式

对应条文

对公司

关联交易未履行报告或决议程序,或履行程序但交易损害公司利益

董事、监事、高管

及其关联人

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条

未核查出资、未催缴逾期出资、错误作出失权/不失权决议、失权后受让安排不当等违反勤勉忠实义务处理出资事宜

负有责任的董事

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股东抽逃出资,因股东不能返还出资造成损失

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连带责任(可向抽逃股东追偿)

第二十八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执行职务,造成公司或者其全资子公司损失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损害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

对股东

直接侵害股东法定权利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

第五十三条

对债权人

公司违法减资,董事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董事、高管

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恶意处置公司财产;未依法成立清算组致财产毁损;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公司无法清算(且公司解散前非无财产)

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

在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七十五条

清算组成员恶意处置财产;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含担任该职的董事)

损害赔偿责任

第七十六条

对第三人

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

该法定代表人(若为执行董事或经理)

直接向受害人赔偿

第五十九条

类推适用

控股股东、实控人虽非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并造成损害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视为“事实董事”)

参照适用董事责任规定

第八十八条

《征求意见稿》中关于董事责任的规定

最后,在问责机制层面,《征求意见稿》构建了内外联动的立体化监督网络。对内,第五十三条明确了股东权益受损的具体类型,是对《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细化解释,完善了董事、高管执行职务侵权的赔偿责任。第五十四条至第五十八条吸收原《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及《九民纪要》等相关规定,完善了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主体资格与程序要求,激活了公司内部监督机能。对外,则通过前述对事实/影子董事的责任追究,以及在关联交易(第三条)、违法减资(第二十九条)等场景下明确董事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形成了有效的外部问责机制。

上述关于董事权力、责任与问责的三层建构环环相扣,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激励并约束董事(及其实质控制者)以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为依归,勤勉、忠诚地履行其治理职责。

二、债权人保护精细化:区分不同情形适用人格否认、加速到期等制度

对新《公司法》确立的五年认缴期限制度,如何有效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成为司法解释必须回应的核心关切。《征求意见稿》吸收《公司法司法解释》《九民纪要》等相关条款精神,构建了一套层次分明、精准匹配、衔接紧密的精细化债权人保护体系。

首先,在公司人格否认方面,《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当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通过过度控制、财产混同或资本显著不足等方式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请求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五条进一步扩展至关联公司场景,规定在多个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过度控制、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的情形下,债权人可请求任一关联公司对其他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可同时追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连带责任。

其次,针对股东出资瑕疵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规定了股东瑕疵出资情形下债权人的救济措施,采取代位权逻辑:当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公司怠于主张权利导致债权无法实现时,债权人可请求该股东在未出资及损失范围内承担责任,一改原司法解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表述,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更加全面。该规则同样适用于增资后新加入的股东及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名义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第三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紧接着细化规定了多名债权人同时在不同法院起诉瑕疵出资股东时的责任承担顺位问题,回应实务操作痛点。

此外,第二十四条明确“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同样基于代位权逻辑,允许债权人在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且未主动催缴出资的情况下,直接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承担责任,从文本来看,本条款采用直接清偿规则而非入库规则。值得关注的是,为遏制以执代审倾向,《征求意见稿》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必须先经过审判程序,不得直接追加。这一规定完全颠覆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以及《九民纪要》第6条的规定,体现了《征求意见稿》力求在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再次,在股东不当行为追责方面,《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对抽逃出资作出严格规制,明确了“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挪用公司财产等”为抽逃行为,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中的违法关联交易、违法分配利润的行为予以剥离,分别适用《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第五十二条等条款处理。第二十八条不仅允许债权人向抽逃股东追偿,还可以要求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此外,第二十八条还将抽逃出资扩大适用于股东失权及权利限制情形。第二十九条则针对违法减资行为,赋予债权人向获益股东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董监高主张赔偿的权利,这一设计区分了不同主体的责任基础:股东责任以其实际获利为限,体现不当得利原则;而董监高的责任则建立在其主观过错之上,强化了管理层对公司资本维持和债权人保护的审慎义务。

最后,在公司清算阶段,《征求意见稿》第七十二条保障了补充申报债权人的受偿权,允许其在公司未分配财产不足清偿时,请求已分配剩余财产的股东在所得范围内承担责任。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进一步强化了清算义务人与清算组成员的责任:董事若因恶意处置财产、怠于启动清算或导致账册灭失而使公司无法清算,须对公司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清算组成员以虚假报告骗取注销登记的,亦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此外,《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名义股东、实际股东的金钱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规则,兼顾实际权利人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第八十八条突破传统主体限制,明确事实参与公司经营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类推适用董事责任规则;若其指示董监高实施损害行为,则与后者承担连带责任等等,上述规定共同织就了一张债权人保护网络,体现了司法解释对交易安全与实质公平的高度重视。

三、司法介入审慎化:尊重公司自治,仅在权利滥用时介入

公司作为私法自治的重要载体,其内部治理本质上属于“家务事”。《征求意见稿》始终秉持司法谦抑的原则,明确划定司法权介入公司内部事务的边界——即“尊重公司自治,仅在权利滥用时介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划定司法不干预的事项,《征求意见稿》直接排除了法院对公司内部事务的干预。最典型的体现是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判令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这一规定明确将召集会议这一纯粹的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排除在司法管辖之外,充分尊重公司自行决定其议事日程的自治权。

第二,严格限定对公司决议效力的司法审查范围。司法对公司决议的审查并非无限制的全面审查,而是聚焦于法定的无效、可撤销或不成立事由。《征求意见稿》第九条规定,即使另案已确认决议有效,股东仍可就同一决议提起撤销之诉,这表明司法对决议效力的判断是独立的,但同时也意味着,若无法定瑕疵,司法不会主动否定一个有效的决议。第十条第二款进一步强调,只有当股东会或董事会超越法定或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作出决议时,该决议才可被认定为无效。这划定了公司机关权力的边界,司法只在此边界被突破时才介入,而非对决议内容的商业合理性进行评判。

第三,恪守不替代商业判断的立场。在涉及公司核心商业决策的领域,司法保持高度克制,拒绝以司法判断取代公司自身的商业判断。《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二条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是典型例证: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必须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决议。如果股东仅以公司盈利为由要求分红,而没有具体的决议方案,法院将不予支持。这表明,分不分红、分多少,是公司的商业决策,司法只负责督促执行已形成的合法决议,而不能代行决策职能,原则上不予支持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

第四,设置前置程序与例外情形。对于需要司法介入的救济途径,《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必要的前置程序,以促使纠纷首先在公司内部解决。例如,第五十六条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要求股东在起诉前必须先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董事会提起诉讼,只有在情况紧急、监事会拒绝等情形下才能直接起诉。这一“穷尽内部救济”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司法对公司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

第五,在处理公司僵局等复杂内部矛盾时,倡导柔性解决。第六十四条强调,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并鼓励通过“公司收购股权、股东或者他人受让股权以及公司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这种“司法兜底、自治优先”的思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司的存续价值和人合性基础,避免了因司法的刚性裁判而导致一个健康企业的非必要死亡。

总之,《征求意见稿》通过划定司法不干预的禁区、限定审查范围、尊重商业判断以及设置前置程序等一系列规则,系统性地构建了司法谦抑的制度框架,确保司法权作为“最后救济手段”,仅在公司自治失灵或权利被滥用时才谨慎介入,从而有效维护了公司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自治空间与活力。

四、结语

《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是一部承前启后、面向未来的纲领性文件。它以新《公司法》为蓝本,通过“董事中心主义”“债权人保护精细化”和“司法介入审慎化”三大基本原则,系统性地回应了新时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关切,其最终定稿与施行,必将为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附:《征求意见稿》与原《公司法司法解释》《九民纪要》部分条款对照表,标红部分为修改或新增内容,删除线部分为删除内容。

征求意见稿

司法解释/九民纪要

第三条【关联交易】(修改)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关联人,未经法定的报告或者公司决议程序,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公司请求确认该交易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等规定处理。

关联交易存在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或者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等事由,公司没有提起诉讼,符合条件的股东依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