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的一大亮点在于显著强化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正从传统的“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系统性转型。《征求意见稿》贯彻了这一立法导向,通过“权力配置—责任界定—问责机制”的三层制度建构,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司法支撑。
首先,在权力配置层面,《征求意见稿》厘清了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责边界,巩固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核心的地位。根据新《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股东会职权分为两类: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职权;二是可由公司章程另行设定的补充性职权。而第六十七条与第一百二十条则明确,董事会职权来源于三方面:法定职权、章程规定以及股东会授权。《征求意见稿》第十条第二款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禁止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对法定职权进行概括性“上收”或“下放”。该条款规定:“股东会违反法律规定作出决议,将依法只能由股东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或者将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收归股东会行使,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超越职权,对依法不属于公司决议事项作出决议,当事人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长期以来,关于股东会能否将其职权下放给董事会,或董事会的法定职权是否可以上收由股东会行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分歧。例如,在(2017)最高法民申1794号(下放)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指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可自主将部分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权力赋予董事会。”类似立场亦见于(2021)湘06民终2347号(上收)等案件,体现出对公司治理机关意思自治的尊重。然而近年来亦有法院持相反观点,如在(2024)赣07民终18号(上收)、(2024)苏03民终5818号(上收)案中,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若涉及本属董事会职权范围的事项,即构成越权,相关决议内容应属无效。
在此背景下,《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具有鲜明的制度纠偏意义。它首次在司法解释层面确立统一立场:无论是股东会将法定职权“下放”给董事会,还是董事会将法定职权“上收”至股东会,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此举为公司治理中两大核心机构的法定权限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不仅有效遏制了以“授权”之名行“架空”之实的治理乱象,更进一步限缩股东会干预经营的空间,实质性推动公司治理向董事会中心主义深化演进。
其次,在责任界定层面,《征求意见稿》实现了两大突破,推动董事责任制度全面升级,在明确董事会与股东会职权的同时,同步完善董事的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体系,并细化了违反义务的民事责任,包括核查与催缴出资义务及其赔偿责任、抽逃出资的连带赔偿责任、违法分配利润及违法减资的赔偿责任、清算义务人责任等,勾勒出董事信义义务的责任框架。
第一,与新《公司法》相适应,《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了董事责任的认定标准。例如,第二十七条详细列举了董事在催缴出资、处理失权股权等方面的核查与催缴义务。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董事在维护公司资本充实方面的责任,更彰显董事会对公司资本管理这一根本性事务的主导权。第二十八条关于抽逃出资的认定与追偿更加细化,明确董监高连带责任的追偿权,允许其在承担责任后向抽逃出资的股东全额追偿,实现了责任与最终过错方的匹配。结合新《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强调,司法实践将不再满足于程序合规的审查,而是深入考察董事的决策过程是否基于合理的商业判断和专业审慎。这种从形式审查到实质审查的转变,对董事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征求意见稿》对“事实董事”与“影子董事”的责任认定趋于明晰。长期以来,躲在幕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常通过操纵名义董事规避法律责任,形成监管盲区。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对此现象做出回应,《征求意见稿》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事实董事”(即未登记但实际执行董事职务者)可一般性地适用《公司法》中关于董事的所有规定,即需普遍承担董事责任。该条款虽措辞谨慎(使用“可以”而非“应当”),但意义重大,将法律责任直接施加于事实董事,堵住了责任规避的制度漏洞,是对“权责一致”法治原则的深刻践行,表明公司治理将更加注重实质而非形式。与之相对,《征求意见稿》第八十八条第二款将“影子董事”(幕后实际决策者)的责任限定于其指示实施的“特定事项”。这是一种事后、个案的认定,仅在特定行为造成公司损失时,才追究其相应赔偿责任,体现了责任认定的精准性与比例原则。
在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后,董事作为清算义务人及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相应义务或者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等的,须承担相应责任(第七十五条、七十六条)。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中“高管获利、公司受损”的权责失衡问题,《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五条创设了“违法薪酬退回”制度。其核心规则在于:当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或隐瞒重要事实时,公司可要求董事、高管退回“与业绩不匹配的超标薪酬或股权期权”,实现了“行政处罚 + 民事赔偿 + 薪酬退回”三重机制有机衔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形成协同效应,强化了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立体化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