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确立金融工作的根本领导体制与原则
党的领导（第四条）：首次在金融法律中明确规定“金融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高效权威的金融工作领导体制，并明确中央金融工作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的根本保证。
监管全覆盖与穿透式原则（第三条、第八条）：明确所有金融活动均受监管，并强调“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实施“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这实际上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宣告了无牌照开展金融业务或通过嵌套规避监管的时代终结。
服务实体经济（第十条）：将“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基本原则，引导金融回归本源。
2.重塑金融机构监管框架
严格的准入与股东管理（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金融机构设立及重大变更须经国务院或其金融管理部门批准，并建立与登记机关的会商机制。对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资金、诚信条件提出要求，强调注册资本实缴、出资来源合法、禁止循环注资和抽逃出资。明确非金融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需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并要求加强实业与金融风险隔离。这比现行单行法更为严格，旨在从源头治理“资本系”风险。
强化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要求金融机构完善治理结构，设立党组织。强调董监高的任职资格、忠实勤勉义务，并要求其不得滥用职权。加强关联交易管理，禁止利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或为股东提供违规融资担保。这些规定与《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的相关要求一脉相承，但草案将其普遍化、系统化，特别是对党组织和廉洁风险防控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具有鲜明特色。
明确退出机制（第三十条）：规定金融机构解散、被撤销、宣告破产或符合其他退出情形时，应停止业务、注销许可证并办理注销登记，并可通过市场化方式处理债权债务。为金融机构有序退出提供了法律路径。
3.规范金融产品与服务营销：
持牌经营与禁止嵌套规避（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二条）：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需经批准、注册、登记或备案。明确禁止通过合并、拆分、嵌套等方式规避监管。这直指近年来资管领域的乱象，与《资管新规》精神一脉相承，并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定。
营销适当性与信息披露（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四条）： 营销主体需符合条件，强化适当性管理，禁止欺诈营销、主动推介高风险产品、违背意愿营销和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要求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交易结构、权利义务、风险等信息。这与《证券法》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和信息披露的原则相呼应，并将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金融领域。
创新底线（第三十五条）：支持依法创新，但不得以创新名义牟利或规避监管，确立了“业务创新，合规先行”的底线。
4.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与基础设施安全
交易场所与行为规范（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四条）：明确各类金融市场功能。规定金融产品交易场所需经批准，禁止非法设立或组织集中交易。禁止欺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财务造假等行为。强化信息披露，打击虚假信息传播。这些内容在《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中有详细规定，草案进行了原则性重申和整合，强调风险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第四十二条）。
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九条）：统筹规划，明确其定义和范围。运营主体需经国务院批准。规定中央对手方的财产独立性和“中止、无效或撤销”豁免权，保障结算最终性。这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如上清所、中证登）的安全高效运行和司法认可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与国际标准接轨。
5.构建强监管、严问责的金融监管体系
监管职责与协同（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同类金融活动制定一致监管标准。明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建立监管责任归属认领和兜底机制。这解决了交叉领域监管责任不清的问题。赋予金融管理部门制定规章和临时性行政许可的权力。
广泛的监管对象与强有力的检查调查权（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监管对象不仅包括金融机构，还延伸至其董监高、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第五十五条列举了详细的检查调查措施，包括进入场所、询问、查阅复制、封存扣押、检查系统、查询冻结账户、限制出境等，权力充分，震慑力强。
多种监管措施并行（第五十六条至第五十七条）：提供了从责令改正、限制业务、限制分配、限制资产转让、要求股东补充资本、责令转让股权、认定不适当人选、追索报酬，到责令专项审计等一揽子监管措施。并明确对拒不整改的，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些措施远超现行单行法赋予的工具，大幅提升了监管威慑力和执行力。
监管协同与问责（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二条）：强调部门间、央地间信息共享和协同。建立举报人奖励保护制度。明确对监管人员失职失责的追责问责，强化权力制约。
6.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处置原则与情形（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六条）：明确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规定金融机构违法经营、治理混乱或出现重大风险可被接管、托管、撤销或申请重整破产。建立强制性早期纠正制度。创新性地制定了第六十六条，清晰划分了风险处置责任：全国性机构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牵头，地方中小机构、地方金控、地方金融组织由省级地方牵头，其他机构由省级地方会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牵头，非金融企业由省级地方和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民银行牵头系统性风险。
风险处置措施（第六十七条）：赋予处置机构广泛的处置权，包括接管托管、处置资产负债、暂停交易、撤销许可、促成承接、暂停提前终止合约权（48小时）、实施股权债权减记或债转股、强制转让股权、调回境外资产等。并规定处置时可豁免部分法律程序规定，以保障处置效率。
处置资金使用顺序与基金体系（第六十八条至第六十九条）：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由中央金融工作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统筹。确立“先内部救助、后外部救助”的资金使用原则：首先由被处置机构自救（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损失，补充资本，归还占用资金），其次省级地方协调自有资源，再由行业保障基金参与，重大风险动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最后才是央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这彻底打破了“刚性兑付”和“公共资源兜底”的预期。
与司法程序衔接（第七十条）：规定处置程序可申请法院集中管辖、中止诉讼和执行程序，并认可处置程序中资产核实、评估、保全等措施的效力，保障了行政处置与司法程序的顺畅衔接。
7.明确法律责任与惩戒力度
民事赔偿优先（第八十六条至第八十九条）：规定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可对多次违法行为逐次处罚。罚款可高达上一年度营业额5%或交易额等值以下，并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对个人可警告、罚款，情节严重者取消直至终身任职资格或行业禁入。明确民事赔偿责任优先于罚款、罚金、违法所得的执行。第八十九条再次确认代表人诉讼制度。
刑事与行政责任衔接（第九十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域外效力（第九十二条）：规定在境外从事金融活动危害我国金融安全、扰乱境内秩序、损害境内权益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8.促进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
发展方向（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八条）：鼓励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完善中小微企业支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韧性的资本市场，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政策协调。
安全保障（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三条至第八十五条）：健全信用体系、人才队伍。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同时加强本外币一体化管理，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重点强调金融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分类分级保护、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范、境外金融资产安全保护。第八十五条针对外国歧视性措施和不当域外管辖，规定我国有权采取反制、制裁和阻断措施，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为维护我国金融主权提供了法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