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某电力公司具有支配地位但不构成滥用

宁波中院审理后，首先界定了本案相关市场，商品市场为管道运输的热蒸汽，自备天然气锅炉因建设、使用成本过高，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替代；地域市场为案涉两个区域方圆10公里范围，符合《热电联产管理办法》中蒸汽供热半径的行业标准，超出范围的供热企业不具备供给可行性。据此，某电力公司作为区域内唯一经营者，占有全部市场份额，叠加热源厂、管网建设的政策与资金壁垒，依法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但在滥用行为认定上，法院未支持原告主张，第一，停汽行为是行使合同抗辩权。合同明确约定用户逾期一月未缴汽费，供热方有权停供，某电力公司停汽前履行了催告义务，缴费后立即恢复供气，不构成拒绝交易。第二，单方定价本身不构成滥用。供热行业普遍采用供热企业核定价格、通知用户执行的模式，该模式属于双方合同约定内容，并非法律禁止行为。第三，案涉价格不构成不公平高价。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某电力公司汽价与宁波其他供热企业基本处于同一区间；仅2021年11月价格偏高，但该高价仅持续1个月，是同期煤价暴涨的成本传导结果，结合企业年度亏损状态，不足以认定为不公平高价。最终，一审判决驳回象山八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二）二审明确长期性定价机制审查规则

象山八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院，二审中主动放弃了2021年12月汽价构成不公平高价的主张，将上诉理由集中在两点，一是2021年11月汽价远高于同行业水平，且某电力公司隐瞒低价采购煤的成本，未按真实采购价计算汽价；二是2022年启用的新联动公式参数不合理，属于实施不公平高价的工具。

最高院审理后，围绕两项争议逐一回应，关于2021年11月的短期高价，法院明确，反垄断法规制的不公平高价，通常是经营者持续性、系统性利用支配地位获取远超竞争水平利润的行为；单次、短期的价格波动，只要是成本正常传导，且未产生明确的反竞争效果或损害消费者利益，不应认定为垄断高价。本案11月涨价是煤炭成本暴涨的直接传导，涨幅未明显偏离成本涨幅，且仅持续1个月，不具备系统性剥削的特征，不构成不公平高价。关于新的煤汽联动公式，法院提出，对支配地位企业的长期性定价机制，审查核心是整体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参数是否透明可核验、长期运行价格是否处于竞争合理区间。案涉新公式沿用了原有的核心定价结构，改用公开第三方煤价、固化运费的调整，反而提升了定价透明度，具备商业合理性，且新公式运行后的汽价与同行业可比价格无明显差异，不属于实施不公平高价的工具。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细化了“不公平高价”的司法认定标准，厘清了反垄断法对公用事业领域企业定价行为的干预边界，可从三个层面梳理出规则。

（一）不公平高价的本质是持续性、系统性的市场剥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列举了八项考量因素，本案判决进一步明确，反垄断法禁止的并非“高价”本身，而是支配地位企业利用市场控制力，脱离成本与竞争约束，持续性、系统性地攫取远超竞争水平利润的剥削行为。

实践中，区分“正常成本传导”与“垄断高价”，一是核查成本与价格的匹配度。价格上涨必须有对应的成本上升支撑，涨幅不能显著超出成本涨幅。价格波动与成本变动基本同步，哪怕绝对价格较高，也可被归为正常的商业传导，而非垄断剥削。本案中2021年11月汽价上涨的核心动因是煤价翻倍，某电力公司单位供煤成本达到全年峰值，汽价走势与煤价高度匹配，不存在超额加价；二是核查高价的持续时长。偶发的短期波动，往往受原材料价格异动、市场周期等外部因素影响；而不公平高价必然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是支配企业的常态定价状态。本案中高价仅持续1个月，随后随煤价回落快速下调，不具备持续性特征；三是核查竞争损害结果。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竞争秩序，如果只是个别用户对价格不满，未影响市场竞争结构、未损害行业整体利益，通常不属于反垄断规制范畴，完全可以通过合同纠纷路径解决。

（二）长期性定价机制的反垄断审查要点

供热、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普遍采用公式化、联动式的长期定价机制，这类机制是否合法，是司法实践中的高频争议点。该案判决确立了三项审查标准，同时满足即属于企业正当定价自主权范畴。

第一，具备商业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定价机制不能是企业为了涨价临时创设的，而应当是行业通用、长期沿用的成熟模式。本案中煤汽联动是供热行业应对原材料波动的通用安排，国家发改委2005年就曾出台指导意见推广该机制；某电力公司的联动系数从2008年政府定价时期沿用至今，并非临时调整，具备充分合理性。

第二，定价参数透明可核验。对于支配地位企业而言，定价透明度是合规的核心。公用事业领域企业与下游用户天然存在信息差，用户无法核实企业真实采购成本、运营成本，如果定价完全依赖企业内部不公开数据，很容易引发虚增成本的争议。本案中某电力公司把内部采购价换成公开的第三方煤价指数，把隐含的运输成本明确为固定金额，看似提高了账面基准，实则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让定价过程可验证，反而具备正当性。

第三，运行结果处于合理区间。定价机制最终的落地价格，才是判断是否公平的核心。需要注意的是，价格比对不能简单拿数字直接比，要剔除企业规模、运输距离、用户结构、产品参数等变量，做同质化调整后再判断。本案中某电力公司是小型热电企业，没有大型企业的长协煤议价优势，且离煤炭卸货港更远，运输成本天然更高，因此汽价略高于部分周边企业有客观原因，除11月短期波动外，其余时段价格均处于宁波供热企业的正常区间。

（三）不公平高价的司法审查路径

结合司法解释与该案裁判，司法实践中认定不公平高价，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审查逻辑，不会仅凭单一指标下结论，而是多维度综合判断。首先看成本端，核查价格涨幅与成本涨幅是否匹配，这是基础判断标准；其次做横向比对，与同区域、同规模、同模式的可比企业价格做同质化对比，判断是否显著偏高；再做纵向核验，看企业自身定价逻辑是否长期稳定，有没有随意调整参数、脱离成本单独涨价的情况；最后看持续时间，短期波动审慎认定，长期稳定的超额定价才会纳入规制范围。

（一）公用事业支配地位企业的反垄断合规要点

一是优先选用公开参数构建定价机制。有区域支配地位的公用事业领域企业，定价尽量锚定公开的第三方市场指数，减少对自身内部采购数据的依赖，既能避免用户质疑暗箱操作，涉诉时也更容易举证定价合理性。核心参数比如联动系数、基准价要保持长期稳定，确需调整的，提前向用户公示理由，履行沟通程序，不要单方突袭式调价。

二是做好成本核算与调价留痕。生产用原材料与贸易类物资要分开财务核算，避免贸易类低价物资被主张拉低生产成本，引发定价争议。每次调价都要留存完整的成本变动证据，包括采购合同、发票、成本测算表、内部决策文件，确保涨幅可对应、可验证。重大调价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成本核算报告，增强公信力。

三是履约抗辩严守合同边界。不得用停供、断供等方式逼迫用户接受调价，行使逾期停供等抗辩权时，必须严格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履行书面催告程序，留存完整沟通记录，避免被认定为拒绝交易类滥用行为。

（二）下游用户的反垄断维权策略

一是区分请求权基础，确定维权路径。如果只是对企业采购成本真实性、价格公式履行有异议，属于合同履行纠纷，优先走违约之诉，举证门槛更低、周期更短。只有企业长期、系统性利用支配地位攫取超额利润，且损害行业整体竞争的，才适合提起反垄断诉讼，盲目以垄断为由起诉，很容易因举证不足败诉。

二是科学构建价格比对证据。主张不公平高价的，横向比对要选同区域、同规模、同模式的可比企业，剔除运输距离、用汽档位、蒸汽参数等变量影响，不能简单拿其他企业的低价直接推定涉案价格不公。必要时委托第三方行业机构出具专业比对报告，单方制作的价格对比表往往因缺乏客观性不被法院采信。

三是优先推动定价机制优化。比起盯着单次涨价追讨价款，更有效的维权路径是推动企业优化定价规则，比如改用公开第三方参数、明确成本构成、建立双方协商机制，从根源上解决定价不透明的问题。可以通过集体协商、向监管部门投诉等方式推动机制调整，必要时再辅以诉讼，成本更低，也能实现长期权益保障。

该案为公用事业市场化背景下的不公平高价规制，确立了清晰的司法审查标尺。

随着公用事业领域价格改革持续推进，该领域逐步转向市场化协商定价。这类领域天然存在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经营者普遍具有区域市场支配地位，放开定价后如何既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又防止其利用支配地位盘剥下游用户，始终是反垄断实务的核心难题。该案恰好提供了解决路径，反垄断司法既不越位替代市场进行价格审批，也不缺位放任支配地位滥用，而是将审查重心从“价格高低”的实质判断，转向“定价机制是否公平合理”的规则审查。

这种审慎干预的裁判逻辑，对具有区域支配地位的公用企业而言，透明、稳定、符合行业惯例的定价机制，就是最稳妥的合规防线，无需回避自身市场地位，定价逻辑公开可核验、成本传导清晰可追溯、长期价格处于可比市场合理区间，其定价自主权就会得到充分尊重；对下游用户而言，维权的核心也不应局限于单次涨价的金额争议，而是通过推动定价机制的规范化、透明化，从根源上保障交易公平。

该案为“市场定价、竞争约束、司法托底”的协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支撑，最终在保障公用事业稳定运行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之间，找到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平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