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中不乏直接依据交易文件名称定性法律关系的情况，看到 “投资协议” 即认定股权投资，看到 “可转股借款” 就直接归为借贷，该种处理在司法实践中较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依据《民法典》及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法院认定实际权利义务关系不受合同名称限制，而是结合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履行行为等事实综合判断。
因此，股债识别不能只从某一条款仓促下结论，至少从资金流向、实际权利、风险分配、书面资料四条线先梳理事实，其中：资金线查清谁向谁支付、进入哪个账户、最终用于何处、是不是真用于电站建设；权利线查清出资人取得股权、表决、分红和剩余财产分配权，还是取得到期还本付息请求权；风险线查清投资回报是否随项目盈亏变化，本金是否原则上必须返还；资料线则核对合同、章程、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档案、会计凭证和税务申报文件是否互相印证。
这四条线经常出现事实冲突。工商登记具备对外公示效力，但不能单独确定股东与公司的内部关系；会计账薄列为“其他应付款”，不能等同于双方已达成借款合意；投资人不参与日常经营，不代表就是债权人；协议约定固定收益和到期回购，也未必足以推翻增资入股的整体安排。司法实践中不存在单一决定性证据，只有多数核心事实指向同一种法律关系，该定性才能经受审计与诉讼的检验。
结合已有判例与实务经验，股与债的分界，在按照前述四条线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内容：
（一）关注资金投入的直接目的。出资初衷指向取得股权、分享项目长期收益，偏向股权；为填补建设期资金缺口、约定到期还本付息，偏向债权。
（二）关注收益是否真正与经营结果挂钩。收益依托公司可分配利润、股权增值，偏向股权；无论盈亏均按本金和期限计取回报，更接近利息，偏向债权，但政策性基金、优先股式安排或者股东之间的风险分配，也可能出现固定或优先收益。
（三）关注本金返还是否无条件。针对普通借款，公司负有还本义务；而处于股权投资项下，公司没有到期返还出资的义务。因未上市、未并网、业绩未达标等不确定事件触发退出，多数是估值调整或对赌安排；若无论经营好坏到期即返还本金加溢价，则债性明显增强。
（四）关注投资人取得并实际行使何种治理权。提名或委派董事、参与重大事项表决、查阅财务资料、决定预算和融资等，通常能够佐证股东身份；为保障回款而监管印章、账户或工程款，不能等同于参与经营。
（五）关注投入金额与股权价值是否有真实对价关系。投资款与注册资本、估值及股权比例之间能够合理勾稽，更符合股权交易；若股权比例只是融资担保工具，投入金额与股权价值明显脱节，出资人不享有利润和剩余财产，债务清偿后还要零对价返还股权，则可能构成股权让与担保。
（六）关注合同如何履行。增资决议和登记、出资证明、股东名册、分红、表决记录、付息、债务确认记录等，往往比签约文本更能还原事实。事后补签借款协议、倒签股东会决议或者为诉讼临时调账，证明力会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