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溯源发展

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1971年提出“协同”概念，并在1976年系统阐述了协同理论。我国学者将哈肯协同学思想和方法引入社会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中，或者说协同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态学、经济学的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确开启了关于社会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研究的创新思路¹。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纳尔逊（R．Nelson）和温特（G．Winter）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下，通过对创新过程机理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它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这使得人们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又开始向熊彼特的简单创新定义回归，即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总体的概念，包括技术上的创新，也包括组织和管理等制度意义上的创新。此后，许多学者如 Freeman、Lundvall、Nelson 等在国家、区域等更广的范围开展了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综合性研究并推动了企业创新协同的相关讨论²。

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彼得·格勒（PeterGloor） 最早给出协同创新的定义，即“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进行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

我国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创新主体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合理分工，通过创新要素有机配合，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集约性、学习性、有机性、自组织性等特征。³

二、概念的正式提出

2011年4月，我国首次正式提出“积极推动协同创新”。2012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2011计划”）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答记者问时，固化了“协同创新”概念，明确核心导向：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共享。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该意见统筹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并专门设置“加强统筹部署和协同创新”章节，将其定位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核心实施路径。

三、顶层设计固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将协同创新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战略框架，正式确立其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地位，完成从专项工作到国家战略的升级。

四、法律规范确认

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我国科技领域基础性法律，虽未直接使用“协同创新”文字表述，但核心条款全面吸纳其内涵。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科研攻关协调机制，推动产学研紧密合作”，第二十八条强调“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举国体制”，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多主体参与、跨领域联动的协同创新法定模式。与此同时，2015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20年修订的《专利法》等配套法律法规，围绕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合作行为规范等内容搭建规则框架，形成支撑协同创新运行的完整法律保障体系。

五、地方法规具化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北京市等科技创新重点区域，结合区域发展需求出台专项立法，例如2024年3月实施的《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及2025年9月实施的《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等，将“协同创新”列为核心条款，细化跨区域、跨主体协作中的权利、义务与配套保障措施，推动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的实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