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律师曾办理过一宗这样的案件：持股一方在婚姻发生争议期间，将名下某公司39%的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原来的合作股东。转让双方主张，公司一直亏损，持股一方无力继续投入，零元退出是合理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司亏损并不等同于股权价值为零。审查这类零元转让的情况，首先要看案涉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结合公司真实的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判断零元价格是否合理、能否与其他事实相互印证。

该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2023)沪0115民初7XXXX号判决中，首先认定案涉股权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受让人作为持股一方的友人兼合作伙伴对此明知；其次指出，转让协议签订前数日，配偶已将离婚事宜告知受让人，交易时点与离婚纠纷相距很近；最后认为，转让方以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其无钱款继续投入为由，将所持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受让人；但转让方未提供公司财务审计报告，亦未对公司股权进行过评估，在转让方未能举证证明其以0元转让股权系合理价格的情况下，法院认定双方以0元转让、受让案涉股权有违正常的商业交易规则，属于不合理交易价格。法院据此认定双方构成恶意串通，依照《民法典》第154条、第157条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并判令股权恢复登记至持股一方名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进一步指出：依据公司此前投标文件所反映的人员、业务合作及服务覆盖情况，公司属于正常经营且具有经济价值的企业；转让双方主张公司一直亏损，却均未举证证明，而且即使存在亏损，与所转让股份的价格之间也并无必然关联性。^[1]

该案否定的，是一笔缺乏合理解释、又能与其他侵害事实相互印证的零元交易。两审判决均未确定涉案股权的具体金额，也未径直作出“正常经营的公司股权必然具有正值”这一绝对化的结论，而是把重点放在转让方未能就零元价格的合理性举证这一点上。换言之，以亏损来解释定价，既要证明亏损确实存在，还要说明亏损究竟如何影响所转让股权的价值。利润反映的是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账面净资产反映的是特定时点资产与负债的账面差额，股权价值则取决于特定条件下股东权益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三者相互关联，却不能彼此替代。企业当期亏损，仍可能持有有价值的不动产、知识产权或可收回的债权；账面净资产为负，也应进一步审查资产计量是否恰当、负债是否真实以及未来的经营状况。反过来说，有收入、有客户或者仍在经营，同样不能保证股东最终能够取得回报。

股权转让款为零，并不必然意味着受让人没有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双方可能同时约定，由受让人清偿特定债务、解除转让人的既有负担，或者承担明确的后续投入。

这些安排能否对零元价格作出合理的解释，还需要进一步查清几个事实：义务由谁承担、利益归于何人、能否实际履行，以及与受让的股权是否相称。只笼统写一句“由受让人负责公司后续经营”，不足以证明转让人获得了等值利益。

尤其不能把公司的全部负债直接算作受让人支付的代价。依照《公司法》第3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股权变更本身并不会使公司债务转为新股东的个人债务。受让人另行承诺清偿公司债务，与转让人本人得以免除既有债务是两回事。把转让人的债务转移给受让人的，还须审查是否符合《民法典》第551条规定的债权人同意条件。^[3]另外，如果负债的减值影响已经在股权估值中体现，就不能再用同一笔负担去解释价格的扣减。

尚未实缴的出资同样需要具体分析。认缴金额不等于股权价值，尚未实缴也不意味着股权当然一文不值。出资期限、履行可能性以及受让人受让后承担的义务，都会影响双方定价，但这些理由必须落实到可以核验的交易条件上。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4）鲁13民终11156号案件，提供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判断。该案中，持股一方将当年取得的公司50%股权以零元价格转回妹夫名下，完成变更登记3日后即提起离婚诉讼。受让人和公司提交了财务报表，主张本次转让是为了避免经营风险和实缴出资负担。法院未采纳这一主张，认为这些风险和出资义务在转让人此前受让股权时就已经存在，而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的缴足期限限定为五年的新《公司法》在本次转让时尚未公布，几份报表不足以支撑该项主张。一审法院还指出，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对股权转让是否真实、合理作出更严格的审查，防止夫妻一方转移财产。二审结合亲属关系、受让人的知情程度和交易时点，维持了合同无效、股权恢复登记至持股一方名下的判决。^[4]

由此可见，援引出资负担，不能省略对交易前后变化的说明。原有负担在取得股权时是否已经被接受，此后有无新的资金需求或风险变化，都关系到退出理由是否可信。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原有风险永远不能成为退出的原因；关键还在于，具体交易中能否给出充分、连贯的解释。

以上讨论的是价格是否合理，而出资负担还有另一面——它牵涉转让之后由谁承担出资义务。对新法施行后的交易尤其要注意：转让股权并不当然免除出资责任。《公司法》第88条第1款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5]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不溯及适用的批复》，该款只适用于2024年7月1日之后发生的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对此前发生的转让，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精神公平公正处理，所以不能倒过来适用于上述旧案。^[6]换言之，在新法施行后，零元退出并不能把出资义务一并了结：转让只是把缴纳出资的义务移转给受让人，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部分，转让人仍要承担补充责任。至于已届出资期限仍未缴纳或者出资不足的股权，依照第88条第2款，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7]

在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中，审查的重点是零元价格是否明显违背股权的实际价值，以及这种背离能否与其他事实相互印证、共同指向恶意串通。法院可以结合经营资料、资产情况和交易条件作出判断，不必以完成精确估值作为确认无效的前提。但这并不等于放宽了主张合同无效一方的举证责任。主张无效的一方，仍须就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提供证据，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8]同样，仅仅缺少评估报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前案中缺少审计与评估材料，影响的是价格合理性能否得到证明，而不是合同因缺少报告而当然无效。

到了离婚财产分割阶段，尤其是需要确定股权折价补偿金额时，只证明“股权不应为零”通常还不够。还应当根据待解决的问题明确估值对象和基准日，并取得足以支持金额判断的资料。审查历史转让价格，应关注转让时点的价值状况；转让之后因新增投资或市场变化形成的价值，不能不加区分地倒推到交易当时。离婚分割所需的估值时点，也不能机械地沿用此前的转股日期。

估值对象也须具体到所转让的这部分股权，这部分股权在控制权和流动性上与公司整体并不相同，其价值可能因此有区别，因此，不能一律用公司整体估值乘以持股比例来计算。参照公司以往增资或者他人受让股权的价格时，还应核对该次交易与本次转让在交易时点、股权所附权利和公司当时经营状况上是否具有可比性。

评估方法应当服务于具体的评估对象。《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17条要求，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资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采用资产基础法，需要对相关资产、负债逐一评估，不能直接照抄账面净资产；采用收益法，则需要经得起核验的收益预测，采用市场法，则要找到真正可比的参照交易并说明其可比性。^[9]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评估结论都只是特定目的、特定基准日下的专业判断，并不等于交易必然能够实现的价格。是否需要评估、采用何种方法、如何使用评估结论，都应与待证事实相对应。

对争议双方来说，补充证据应当围绕估值和交易中的具体缺口展开。主张亏损的一方，应提供连续期间的财务报表，并以账簿、凭证、银行流水及纳税资料说明关键项目；主张股权仍有价值的一方，应把理由落实到具体资产、订单履行、回款情况和可比交易上，不能仅以宣传资料中的经营规模或发展规划为据。涉及未缴出资、债务承接或追加投入的，还需补充章程、出资记录、债务文件、补充协议及履行凭证。基础资料存在实质缺口时，评估报告的形式再完备，也无法弥补基础本身的不足。

公司亏损可以成为降低转让价格的理由，资产、负债、经营前景和实际负担都得到支持的情况下，零元也可能是合理的选择。法律需要辨明的，是这次退出究竟反映了真实的投资损失，还是借亏损之名，把仍有价值的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转移给了他人。只有把经营事实、股权价值和交易负担逐一查清，零元价格才有可供判断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