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规定有着深刻的含义和现实背景，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近年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深究起来，都是有罪推定导致的后果。表现形式是定下有罪目标后，公安司法人员都为此“努力”。不但公安机关只注重收集有罪证据，检察机关疏于履行客观公正的监督把关义务，法官也希望顺利作出有罪判决，无罪判决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为此法院也会补充侦查、请示汇报，反复延期、重新计算审限，周期会很长，侵犯当事人和律师权益的行为也因此而来，无罪判决率极低。这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增加规定“禁止有罪推定”如能通过，表明了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以此为指引，制定和完善一系列诉讼制度。另一面，也指引着公安司法人员在行使职权，尤其是行使裁量权的时候，落实无罪推定的原则。而作为律师，可以此条规定为辩护武器，针对办案人员有罪推定的违法做法进行分析提出异议。比如，笔者在办理一起污染环境案件时，提出被告人没有污染环境主观故意，没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因此不构成污染环境罪；在一起合同诈骗案件中，笔者提出犯罪嫌疑人没有还上合同款是因为经营亏损，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办案人员的定罪逻辑惊人一致，出现这么严重的污染环境后果/这么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作为项目负责人能不负责任吗？这显然是有罪推定的表现。在该条修改通过后，辩护人可以充分论证、提出办案人员的上述观点是有罪推定，是违法的，以进行抗辩。

刑事诉讼中，除了辩护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重要的权利就是人身自由权，这也是最容易出现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关键问题。因此，国外对有关审前羁押和财产扣押冻结，一般由独立的自由和羁押法官进行司法审查。此次修正草案也对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做了进一步完善。

（一）修正草案强调了强制措施是诉讼保障措施的属性，明确适用比例性必要性原则

也即，采取强制措施的强度,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相适应，不得超过必要限度，并且及时调整。笔者认为，这依然是一条司法理念的宣示性规定，指引办案人员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其落实也需要具体的制度来保障。同时，笔者认为这一条的表述，从立法技术上需要改进，因为案件性质、情节和可能判处刑罚等应该是判断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依据，两者不应该并列起来。

（二）大幅度限缩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处的，可以指定居所适用监视居住措施。而修正草案删除了相关规定，只规定了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所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才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笔者曾参加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了解当时设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在办案地没有固定住所的犯罪嫌疑人创造非羁押诉讼保障条件，定位于逮捕的替代措施，目的是降低逮捕率。但实际运行情况却背道而驰，成为侦查机关控制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的利器，反而不如在看守所羁押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违法取证乃至刑讯逼供时有发生，社会反映强烈。笔者从事律师工作后，就因为会见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受阻，和侦查机关反复掰扯。这次修正草案下决心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做了上述修改，因此，笔者认为，此处是整个修正草案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修改。

（三）限缩了公安机关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的情形和期限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到30天。而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延长拘留期限至30天的适用较为宽泛，对于人数或者犯罪场次稍多，相对复杂的案件，普遍延长拘留期限到30天。所以刚进入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也能从“老人”那知道“最长37天会决定是否逮捕”。这次修正草案则规定对于跨市、县连续作案（比流窜作案的表述更具体），或者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最长可以延长至二十日。其中，对于案情重大的集团犯罪、跨境犯罪、经济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才能最长延长至三十日。修正草案的这一规定如获得通过，大多数的刑事案件的拘留期限都会最长延长到20日，减少了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的时间，这就要求公安机关提高拘留后的侦查效率。而对于犯罪嫌疑人和家属而言，则需要尽快委托律师介入案件，了解案情，以便在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后提出辩护意见。

（四）完善批准逮捕条件和审查逮捕程序，强化羁押必要性审查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各方对逮捕适用也高度关注，最高检和学界等方面一致把降低逮捕率，减少不必要的羁押作为努力目标，其中准确把握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是重中之中，也是这次修正案的重点。在逮捕条件方面，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将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作为判断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但此时检察机关还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提出量刑建议，这时候的认罪认罚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修正草案把“认罪认罚”修改成“认罪表现”，以更符合客观实际。此外，现行刑诉法曾经规定径行逮捕，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法律拟制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当逮捕。由于相关规定过于绝对，修正草案删除“曾经故意犯罪”的情形，对此不再适用径行逮捕。同时，对其他几种情形增加“根据案件情况，认为确实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的除外”，提供了没有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的可能。但是，根据司法实践，此种情形不批准逮捕可能性依然很小。在审查逮捕程序方面，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中，除法定情形外，“可以”而非“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除辩护律师主动要求外，“可以”而非“必须”听取律师意见。而修正草案将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作为必经程序，进一步增强了审查逮捕司法审查属性，促进依法准确逮捕。同时，修正草案也增加规定，对于批准逮捕以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察机关要“定期”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以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羁押。而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主要是依申请进行审查。

对比逮捕条件和审查逮捕程序的修正，后者的实际意义更大，这也是符合逮捕强制措施的诉讼规律的。笔者曾经长期参与审查逮捕制度的研究，一开始下大力气研究逮捕条件和标准，力图通过严格标准减少不必要的逮捕，但案件千差万别，逮捕条件，尤其是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不可能绝对量化和细化，最终还是有赖于办案人员的司法裁量，科学的审查逮捕程序和工作机制更为重要。不少国家对逮捕（羁押）都构造了司法审查程序，由专门的法官居中听取各方意见，经裁量作出是否逮捕（羁押）的决定。我国目前对逮捕实行典型的司法审查制度难以实现，因此修正草案把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作为必经程序，尽可能增加审查逮捕的司法审查属性。由此，笔者也再次呼吁，为顺应刑诉法的修改，检察机关是时候取消捕诉一体制度，回归捕诉分离体制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诉讼规律不同，标准不同，硬扭在一起违背诉讼规律。在捕诉一体下，检察官并不居中，审查逮捕时会自觉不自觉考虑能否起诉，捕后则会尽量定罪起诉，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时会优先保障诉讼，违背了逮捕是诉讼保障措施而非定罪的属性，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减少不必要逮捕的立法目的，难以保障案件质量。

但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也都要准确把握逮捕条件，抓住审查逮捕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依法提出不批捕的意见和理由，争取检察官的支持，作出不批捕的决定。

财产权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另一项重要权益，实践中侵犯案件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问题也时有发生。近年来出现的趋利性执法和相关案件中，违法、过度采取“查、扣、冻” 措施的问题更加突出，所以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趋利性执法专项整治活动。此次修正草案专门设置了“查封、扣押、冻结”一节，吸取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涉案财产的“查、扣、冻”措施和司法处置进行了完善。

（一）进一步明确查封、扣押、冻结的范围

一方面增加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财物、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查封、扣押，为此后追缴违法犯罪所得和违禁物品、犯罪工具提供法律依据。虽然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财物也都是查封、扣押的，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证明案件事实的财物、文件的查封、扣押，修正草案予以完善。

另一方面，修正草案也原则性规定，要在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过程中保护合法财产，区分违法犯罪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单位财产和个人财产，涉案人财产和案外人财产，本人财产和家属的财产。同时，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此处修改，也可以明确规定适用必要性比例性原则，规定对涉案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应当以办案必要为限度。

（二）规范查封、扣押、冻结程序

• 一是增加规定查、扣、冻涉案财产价值巨大或者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有关决定书、通知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发现存在错误的，进行纠正，实行同步监督。

• 二是针对在“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修正草案也增加规定，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时候，应当通知当地公安机关配合。

• 三是为了减少刑事诉讼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修正草案还规定查封扣押冻结企业生产经营类财产的，在保障诉讼活动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当事人继续合理合理使用，并采取保值保管措施。

（三）在诉讼法层面上对涉案财物的司法处置程序进行一定完善

• 一是规定对于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侦查机关应当收集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权属、性质、来源、用途及价值的有关证据，查明涉案财物与犯罪事实。

• 二是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应当对涉案财物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 三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涉案财物的性质、权属等有关事实进行调查、辩论，必要时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依法作出判决。上述内容，原来规定于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等司法解释中，此次修正草案拟在刑诉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 四是增加规定，对涉案财物可以集中保管，不但不能挪用或者自行处理，也不得变相返还、不能和经费保障挂钩，以从根源上减少趋利性执法的动力。

这一规定实行后，一些地方以“收支两条线”等方式返还扣押冻结款项的做法，就涉嫌违法了。

（四）完善了权利救济渠道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超期羁押、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等违法行为，可以提出控告或者申诉，但首先要向该办案机关提出投诉或者申诉，对办案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才能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投诉。实践中，会出现办案机关对相关投诉或者申诉拖延处理，长时间没有结果，影响向检察机关进一步申诉。笔者在办案实践中，就遇到过类似情况。而此次修正草案，则明确规定针对前述违法行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有权同时向该办案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提高了寻求救济的效率。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规定，各方对涉案财产的问题将更加重视，律师也要重视财产辩护，提高财产辩护能力，这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尤为重要。而且这一服务过程可能会贯穿从侦查到执行的全过程，一审二审都可能遇到。

• 一是要注意审查有关涉案财产的证据，准确区分、认定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及其收益。比如，如果有证据证实违法所得进行了投资，还要计算相关投资收益。如果违法所得和合法收入共同投资，还要单独计算出非法所得部分收益所占比例，准确就追缴的数额或者计算方法提出辩护意见。如果认定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发生了混同，不能证明是违法所得进行了投资，就要主张只能退还违法所得的本金。

• 二是对于违法查、扣、冻或者应当解除不解除的，还要敢于依法提出投诉或者申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三是对于判决生效的，还可能需要和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在财产执行方面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四是要注意提供被告人家属的情况，依法主张为其家属保留生活必需的财产。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共有两处修改：

• 一是在物证书证的基础上，增加规定收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非法排除的条件。实事求是说，此处修改实际意义不大，因为这两种证据作为客观证据，之前都已经包含在“等”里了，此处不过予以明确。

• 第二处修改就较为有意义，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一节，将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由现行法律规定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拓展到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进一步强调了对录音录像的保管和移送。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要求查阅同步录音录像的时候，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则会提出案件不属于重大案件，依法没有同步录音录像，使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落空。此处修改，对于防范非法取证和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应该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持。

（二）对认罪认罚制度进行了一定完善

笔者根据自己的实践，觉得此处修改也有较强的实际意义。根据现行刑诉法，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司法实践中，对认罪认罚制度诟病较多的是，个别检察机关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认罪认罚从宽不认罪认罚从严为条件，迫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认罪认罚是由犯罪嫌疑人自己决定的，律师对其只有建议权。而且法律规定律师有独立辩护的权利，依法可以提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同的辩护意见。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当律师当庭提出不同意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甚至提出被告人无罪的时候，一些检察机关就因此威胁要取消认罪认罚。其理由是被告人既然同意辩护人提出不同意见，说明其认罪认罚不是自愿的，这实际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妨碍了辩护人履行便职责，经常导致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发生争执。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对此做了相应修改，强调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要在经审理查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符合法律规定,量刑建议适当的，才能采纳量刑建议。如果说这一修改比较原则的话，草案还明确了辩护人可以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在两个环节提出不同意见：

• 一是在检察环节，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认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

• 二是在审判环节，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罪或者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如果通过了，面对辩护人关于定罪量刑的不同意见，公诉人在法庭上就不能再提出取消认罪认罚的主张了。

无论上述修改将来是否通过，辩护人对无罪之外的案件，还是要积极提出量刑辩护意见。笔者认为，在量刑辩护方面，泛泛提出从轻减轻的意见是不够的，不顾事实和法律提出过轻的意见效果也并不好，律师也要学习量刑的规范和方法，依据法律、事实和量刑规范化文件，参考相关案例，提出比较精准的量刑辩护意见，更有可能被采纳。

此外，修正草案增加规定，将“证人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也作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之一，并规定，特定情况下，包括证人在国外等情形的，可以视频作证。而且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其庭前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笔者认为，由于是否通知证人出庭是由法院决定的，上述修改对于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并无明显作用。笔者始终认为，实际上此次修正案在促进庭审实质化方面的修改还是着墨不多，本来想提一些建议，但细思起来，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刑事诉讼法的终极问题，庞大而复杂：虽然是庭审实质化，但是也涉及到庭前许多程序，涉及到直接言辞证据、降低非法证据排除难度、强化法官素质和职业保障等等等法内法外因素，短时间内竟难以下手。但笔者想，至少可以规定一个法官本身应该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问题，即从刑事诉讼法的层面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应当充分说明裁判的理由，准确摘录控辩双方的意见，对采纳与否予以有针对性的说明。

这次修正草案，吸收了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针对案件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聘请律师和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履职做了规定。

（一）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权利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而修正草案对转达时间做了明确，其中看守所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将其要求转达办案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三日以内将其要求转达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明的律师、律师事务所。

（二）推进刑事辩护、诉讼代理全覆盖，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修正草案在第三十五条增加规定，对检察环节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审判环节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同时，修正草案在第四十七条也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样基本实现了刑事辩护、诉讼代理全覆盖，法律援助的业务量将大大提升。

（三）尝试解决“占坑辩护”的问题

修正草案在第三十五条增加规定“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自行委托或者同意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应当立即终止。”“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意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有权在会见时以书面形式解除代为委托”。对此，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等有明确规定，被告人有决定权，但落实的并不好。在过去一些案件中，出现了所谓“占坑辩护”，也就是本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家属有自行委托辩护人的能力和意愿，有关办案单位却出于某种目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并要求其拒绝委托辩护，以此阻挠家属委托的辩护人介入，甚至会见都不能会见，影响和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引起家属的不满，社会反响强烈。这次修正草案对此进一步明确，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接受了法律援助，其家属委托的律师依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委托的，法律援助律师应当退出。这样的明确规定，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委托律师上的自主权，而且确定委托律师优先，即保障了辩护权，又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

（四）明确被害人诉讼代理人阅卷的权利

修正草案在第四十七条增加一款，明确被害人的委托律师，可以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阅卷。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相关规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被害人的代理律师要阅卷，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同意，因此有的地方诉讼代理人阅卷得靠沟通、靠争取，相关规定如果最终通过，代理人阅卷将没有法律障碍。

（五）进一步保障律师依法履职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现行刑诉法规定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草案则明确要求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见到”在押当事人。

• 二是规定了办案机关在关键时间节点的告知义务。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办案机关并无相关告知义务，律师要自己要做好时间台账，计算到时间后，自己打电话或者到案管窗口去询问、确定，比如案件是否报捕、是否移送起诉、是否退补或者提起公诉等等。有的地方，批捕、不批捕，起诉/不起诉决定，即使去了解也不告知，只有看当事人到时间了有没有被释放来确定，起诉书则需要到法院查阅。有的案件可以绑定12309中国检察网，检察院会短信告知部分案件进展，但这也是检察机关“做好事”，并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义务。本次修改草案则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收到提请批准逮捕决定书或者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对于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情况、提起公诉的情况等，应当及时告知辩护律师。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便于律师及时行使辩护权。但是对于告知的方式、期限要求，还需要在修正草案通过后由检察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而办案机关是否遵守这些告知期限，也将是律师程序辩护的内容。

• 三是增加规定，律师对公安司法机关阻碍行使权利的行为，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后，检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这一要求原来是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所规定的，此次修正草案将相关内容上升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