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9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了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其中,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案情尤为引人注目:该研究会未召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研究通过,违规设立分支机构岚县红色文化专委会;同时还存在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住所变更后未按规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等多项违法情形。2026年3月,山西省民政厅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等规定,依法对其作出停止活动六个月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这一案例并非孤例,近两年来有多家社会团体均因超越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受到处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不是“纸面上的文字”,而是社会团体一切活动的法定边界。近两年来,民政部门对超范围活动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明显加大,从警告到责令停止活动,再到吊销登记证书,裁量梯度日益清晰。本文结合最新监管动态与典型案例,系统梳理超范围活动的法律界定、责任体系与合规路径,为社会团体提供可落地的治理方案。
(一)法人治理视角下的章程地位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章程是社会团体设立登记的必备文件,是法人意志的集中体现,章程也是社会团体的“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十一条明确规定:“设立社会团体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社会团体法人应当设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等权力机构,设理事会等执行机构。
在这一法人治理结构中,宗旨与业务范围承担着双重功能。对外,界定社会团体的活动边界,向社会公众、合作方和监管机关表明该团体能够从事何种活动、服务于何种目的;对内,构成理事会、秘书处等治理机构的决策依据,例如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符合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凡不符合章程宗旨和业务范围的事项,治理机构不应审议批准,执行机构不应组织实施。
正如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的,在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时,应当按照明确、清晰、聚焦主业的原则进行把关,引导社会组织聚焦主责主业。章程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既是对社会团体的授权,也是对其行为的约束,授权与约束是一体两面。
(二)从“登记事项”到“行为准则”的制度演进
回顾我国社会团体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早期立法侧重登记管理,关注的是社会团体“能不能成立”的问题;近年来,监管重心逐步转向“依章程活动”的实质合规,关注的是社会团体“如何活动”的问题。
这一演进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立法层面,2026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管理要求,明确社会团体对分支机构超范围活动负有管理责任。2026年8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更是对分支机构的设立程序、活动边界和管理责任作出了系统规定。
在监管层面,多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日常监管、年检年报、抽查审计、执法监督、等级评估、舆情监测等工作中发现社会组织超出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处理。这意味着,超范围活动的发现渠道已从单一的“年检发现”拓展为多维度的监管网络。
(三)与其他社会组织规则的比较观察
与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相比,社会团体在“宗旨+业务范围”的双重约束下具有特殊性。基金会以财产为核心,其活动范围主要由章程规定的公益目的和资助方向决定;社会服务机构以服务项目为核心,业务范围相对具体明确。而社会团体以会员为核心,其活动既包括服务会员的内部事务,也包括面向社会的对外活动,边界更为复杂,越界的风险也更为多元。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社会团体的章程边界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综合民政部及各地公开的处罚信息,社会团体超范围活动的违法形态可归纳为以下四类:
本体超范围。社会团体自身开展的活动明显超出章程载明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这是最为直接的违法形态,如开封市见义勇为协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活动超出章程规定宗旨、业务范围,违反《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相关规定。依据《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开封市民政局对该单位作出限期停止活动的行政处罚。
分支机构越界。通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变相扩大活动范围。如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案中,代表机构未经授权私自发展会员并收取费用。民政部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指出,社会团体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存在“超出授权或者交办事项范围开展活动”等情形、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纠正的,视为疏于管理。
以“合作”之名行越界之实。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超出章程授权的业务。这类行为的隐蔽性更强,往往以“战略合作”“项目合作”等名义出现,但实质业务内容已超出章程范围。例如,南京公共关系协会发起组建非法社会组织并与非法社会组织合作开展活动,存在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违法行为。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南京市民政局对南京公共关系协会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挂羊头卖狗肉”。以章程允许的活动形式掩盖实质上的超范围经营。如以“培训”为名行商业经营之实,以“学术交流”为名行营利性活动之实。例如,娄底青少年健康人格研究院长期、多次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根据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湘13刑终388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该研究院实际长期开展面向社会提供收费性质的“心理咨询”“人格体检”“青少年封闭式培训”等活动,超出章程规定的“健康人格研究与实践探索;健康人格研究成果推广、咨询服务;健康人格服务管理;承接有关部门委托购买服务项目”等业务范围。民政部最终对该单位作出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基于近两年的执法实践,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以下监管趋势:民政部门已不再依赖单一的年检渠道发现违法行为,而是通过年检、抽查、举报核查、舆情监测等多渠道立体化发现问题。从“单一处罚”到“综合追责”。超范围活动往往与违规设分支机构、未办理变更登记、违规收费等违法行为并发。如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案同时涉及超范围活动、违规设分支机构、未办变更登记三项违法情形,被“数罪并罚”。从“轻罚为主”到“梯次加重” 。各地已普遍建立裁量基准,根据违法次数、经营额、社会影响等确定处罚档次。从警告到限期停止活动,再到撤销登记,处罚梯度日益清晰。
(一)核心规范依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社会团体“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款进一步规定,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在民法层面,《民法典》第九十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者会员共同利益等非营利目的设立的社会团体,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第九十一条要求设立社会团体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章程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正是社会团体法人“为公益目的或者会员共同利益”的具体展开——超出章程范围的活动,不仅违反行政法规,也可能动摇社会团体法人的合法基础。
(二)“超范围”的认定难点
在实践中,“超范围”的认定并非总是清晰明了,主要存在以下难点:
宗旨的模糊地带。章程中“促进某领域发展”“推动某行业进步”等抽象表述,如何界定其边界?如果一家以“促进文化发展”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开展商业性文化活动,是否超出了宗旨范围?对此,执法实践倾向于采取实质判断标准:不仅看活动形式是否与宗旨表述相关,更要看活动的实质目的、资金来源、收益归属和服务对象。
业务范围的解释空间。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的业务范围与社会团体实际活动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一些社会团体在章程中采用较为宽泛的业务范围表述,试图为未来的活动预留空间。然而,章程示范文本明确要求业务范围“必须具体、明确”。过于宽泛的表述不仅难以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审查,也可能在后续执法中被认定为规避监管。
“相关活动”的合理延伸。与章程宗旨“相关联”的活动的合理边界在哪里?例如,一家以“学术研究”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能否举办学术会议并收取参会费?能否出版学术刊物并接受广告?对此,执法实践倾向于采取禁止类推原则:不允许以“目的正当”为由突破章程明确列举的业务范围。
(三)司法与执法实践中的认定逻辑
综合各地执法实践,超范围活动的认定主要遵循以下逻辑:
形式标准: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的章程文本为准。凡章程未明确列举的活动,原则上不得开展。这一标准体现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公法逻辑—社会团体作为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法人,其活动权限来源于登记管理机关的核准,而非自身的解释。
实质标准:结合社会团体的资金来源、活动收益归属、服务对象等判断实质业务性质。即使活动形式与章程表述有某种关联,但如果实质上是营利性经营活动或与章程宗旨无关的商业行为,仍可能被认定为超范围。
禁止类推:社会团体超范围活动的认定,笔者理解在司法审查中同常表现出对登记管理机关严格认定的尊重。“目的正当”不能作为类推或目的性扩张的入口,使章程未列举的活动获得合法性;它至多在行为已被认定超范围之后,作为裁量情节被纳入考量范围。
(一)行政责任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超范围活动的行政处罚呈现清晰的梯度:第一档:警告+责令改正。适用于初次违法、情节较轻的情形。如北京宜春企业商会案、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平安促进会案均适用此档。第二档:限期停止活动+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适用于情节较重的情形。如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案被处以停止活动六个月的行政处罚,并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第三档:吊销登记证书。适用于情节严重的违法情形,如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拒不整改等。
财产罚:有违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二)各地裁量基准的细化
各地民政部门已普遍建立了细化的裁量基准。以芜湖市2026年裁量基准为例,针对“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违法行为,区分了三个裁量档次:没有造成社会影响或经济损失: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低于1.5倍或违法所得3倍以上低于3.5倍的罚款(从轻处罚)。造成一定社会影响或经济损失:给予警告,责令改正,限期停止活动3个月。有违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违法经营额1.5倍以上低于2倍或违法所得3.5倍以上低于4倍的罚款(一般处罚)。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拒不整改的:撤销登记。有违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并处违法经营额2倍以上3倍以下或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从重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方还设置了免罚或轻罚情形。如阜阳市民政局行政处罚免罚清单规定,社会团体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如属“首次违法”且满足特定条件的,可免予处罚。望江县2026年清单亦规定,“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无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可不予行政处罚。
(三)民事与刑事风险
超范围活动不仅面临行政责任,还可能引发民事与刑事风险。如超范围活动可能导致合同效力争议。虽然社会团体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需结合具体案情,但超出章程范围签订的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的风险。若超范围活动涉及非法经营、诈骗等情形,可能触发刑事责任。《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章程层面需要精准界定,动态更新
1.业务范围表述的“清单化”。章程示范文本明确要求业务范围“必须具体、明确”。社会团体在制定或修订章程时,应避免笼统表述,可以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将核心业务逐项列明。例如,一家学术性社会团体的业务范围可表述为:“(一)组织开展××领域的学术研讨活动;(二)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三)开展××领域的咨询服务……”而非仅仅“促进××学术发展”。
2.建立章程修订的快速响应机制。当业务发展需要突破现有范围时,应及时履行会员大会决议、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变更登记等法定程序,而非“先做再说”。
(二)内部决策留痕,权责清晰
1.重大活动的事前合规审查。秘书处或法务部门应对拟开展的重大活动进行“章程符合性审查”,形成书面审查意见并存档。审查要点包括:活动目的是否符合章程宗旨、活动内容是否在章程列举的业务范围之内、活动收益的归属是否合规等。
2.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决策边界。应明确哪些活动属于“超出日常业务范围”、需提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一般而言,凡涉及新业务领域的拓展、跨行业的合作、大额资金的收支等,均应由治理机构审议决策,并留存完整的会议记录和决议文件。
3.分支机构的“授权管理”。应在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中明确授权范围,禁止分支机构擅自扩大业务。正如民政部门所强调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应当按照其所属的社会团体章程所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在该社会团体授权的范围内开展活动。社会团体对分支机构的超范围活动负有管理责任,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纠正的,视为疏于管理。
(三)开展活动归口,财务透明
1.建立业务活动分类台账。所有活动应对应章程中的具体业务条目,做到“一事一对应”。台账应记录活动名称、时间、地点、参与人员、收支情况、对应的章程条款等信息,便于内部管理和外部检查。
2.财务收支与业务范围匹配。确保收入项目与章程允许的业务范围一致,避免“以会养会”式的变相经营。社会团体的收入来源(会费、捐赠、政府购买服务、经营性收入等)均应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相匹配,不能以“维持运转”为由从事章程未授权的营利性活动。
3.合作项目的合规审查。对外合作时,应审查合作方要求开展的活动是否超出本团体章程范围。不能以“合作方主导”或“我方仅提供平台”为由推卸合规责任。
(四)被调查时的危机管理
1.第一时间进行活动性质的自查论证。收到调查通知或询问后,应立即对涉事活动进行自查,对照章程条款逐一论证,判断是否确实构成超范围。
2.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整改。如部分社会团体在民政部门发现问题后,主动履行整改程序,召开理事会及会员大会,决议取消违规设立的分会。主动整改虽不能免除责任,但有助于争取从轻处罚。
3.善用陈述申辩与听证程序。结合裁量基准,从违法次数、经营额、社会影响等维度论证情节轻微,争取从轻或免予处罚。如属首次违法且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无违法所得的,可依据地方裁量基准争取不予行政处罚。
章程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不是登记时的一纸文书,而是社会团体一切活动的法定边界。社会团体在创新服务、拓展业务时,务必以章程变更为前置程序。合规不是创新的障碍,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只有在章程的框架内规范运行,社会团体才能真正实现其宗旨,赢得会员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对于每一位社会团体的管理者而言,认清章程的边界,就是守住了合规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