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组织清算与债权损失
明光市人民法院(2025)皖1182民初312号案中,公司于2019年被吊销营业执照,2023年被强制注销。法院结合三名股东未组织清算、债权未获清偿等情况,判令其连带清偿货款100400元及相关款项。[3] 该案表明,行政机关注销并不必然阻断对清算义务人的实体追责。
该判决将股东长期未组织清算与债权不能实现相联系,认定股东应当负责。其说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未组织清算为何必然造成债权损失,公司在应当清算时是否尚有财产,判决未作充分展开。因而,援引此案时,不能省略对这些事实的证明,仅凭强制注销就请求所有股东承担责任。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皖民申3399号案也认可注销后继续追究清算义务人的责任。案件涉及60000元投资款的返还,法院同时审查了投资人是否实际取得股东权益、是否已获得补偿,以及其他股东关于经营亏损的证明是否充分,并驳回再审申请。[4]这一结论依赖特定交易与权益实现情况,不能概括为投资失败后可以普遍要求其他股东保本返还。债权人究竟享有什么权利,应先于清算责任加以审查。普通股东请求分配剩余财产的,自应遵守清偿债务在先的规则。
(二)执行追加的限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晋民终461号案涉及依职权注销后的执行追加。法院强调追加被执行人须有明确依据,认定案涉行政注销不属于该案所主张的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情形;申请执行人亦未证明股东怠于履行义务造成相关财产资料灭失,或者无偿接受公司财产,最终未支持追加。[5]
对公司的胜诉判决只确认公司负有债务,通常不及于股东个人财产。将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须另有法律依据,并具备该依据所要求的事实。山西案既涉及追加条款如何解释,也存在清算失职证据不足的问题。
同时,该案结论不宜扩张为行政注销后一概不得起诉股东。执行追加受到法定事由约束,另行实体诉讼则可以围绕具体清算侵权、出资缺口或者财产转移展开。反过来,另诉也不意味着必然胜诉;如果证据缺口没有补足,更换程序并不能补足责任要件。明光案与山西案分别处于实体责任诉讼和执行追加异议之诉,比较时须保留这一程序差异。
(三)已经实施清算的情形
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皖07民终71号案中,债权人亦主张公司未经清算即被注销。法院查明,注销时已经出具清算报告,相关债务另有和解协议安排,遂未采信该主张。判决还审查了保证期间是否经过、有关人员是否签署和解协议等事项。[6]
此案说明,行政机关强制注销公司,与公司是否实施过清算,不能混作一个问题。清算报告本身未必足以证明清算合法完成,其内容仍须与债务确认、财产处置及实际履行情况相核对。法院根据这些事实不支持请求,和认为强制注销一概不发生清算责任,含义显然不同。
(四)未缴出资的责任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6)陕0102民初3779号案中,债权已有生效文书确认,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根据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支持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7] 这一裁判并未以证明所有账册灭失作为追索的中心,而是围绕出资义务及其未履行范围作出判断。
对债权人而言,若认缴、实缴及公司解散情况比较明确,出资请求可能比泛化主张清算责任更具可操作性。但该案的责任表述不能推广为任何未缴出资股东均承担相同形态的责任。诉讼中仍应结合具体请求权区分补充赔偿、清偿及连带责任,并处理未届期出资在解散清算中的规则。注册资本数额不是可直接获得的赔偿额,尚未履行的出资范围与债权未受偿范围都需要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