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第九批精选答问发布后,“回购权六个月行权窗口”成为一级市场最热的争点。行权时点不同,结局可能是全额支持与权利消灭之别。本文梳理回购权定性之争的论证结构、“六个月”落地后诉讼与仲裁的三种处理走向,给出投资人在条款、证据、监控、行权、时效五个环节的操作清单,并对创始人一侧的应对要点作出提示。
回购条件早已成就,是应立即发函行权,还是继续观望等待估值修复?2024年8月之前,两种选择都没有明确的风险边界:同类案件有的按三年诉讼时效审理,有的则类推解除权的一年除斥期间否定回购权。最高人民法院此后给出的倾向性口径,让观望第一次有了可预期的代价——在最严的处理路径下,代价可能是整个回购权。
回购权的定性直接决定行权期限适用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若定性为请求权,则适用《民法典》第188条、192条、193条规定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仅使义务人取得不履行抗辩的权利,法院不得主动适用,实体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消灭;若定性为形成权,则适用第199条规定的权利存续期间,该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算,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届满后权利本身消灭。
请求权说的论证结构是:
其一,回购权的实现有赖回购义务人支付回购价款、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双方因此成立金钱给付之债,权利人请求的是对方“为一定行为”,符合请求权的核心特征;
其二,请求权适用《民法典》第188条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时效届满仅产生抗辩权而非权利消灭,实体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更符合双方长期博弈的商业现实;
其三,《九民纪要》对对赌协议按合同效力与履行规则处理,未将其纳入形成权框架。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京03民终5204号股权转让纠纷二审判决中明确认定:“股份回购请求权不属于形成权,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
北京四中院在(2022)京04民初928号判决中同样认为,回购权系基于协议形成的合同之债,回购的实现有赖回购方愿意承担回购义务来完成,应适用诉讼时效;
深圳中院在(2019)粤03民终30526号判决中亦认定,回购请求权“并不能单方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法律后果”,不属于形成权;
上海高院在(2020)沪民再29号案中则将涉案回购权利表述为附条件的请求权,其行权期限受行权条件持续时间的限制。
形成权说的论证结构则是:
其一,是否回购由投资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决定,无需回购义务人同意,“单方决定即改变法律关系”正是形成权的标志;
其二,若回购权长期可行使,回购义务人名下的股权与偿债安排将长期悬而不决,既妨碍其再融资与处分自由,也不利于公司治理稳定,除斥期间正为此设;
其三,回购权与合同解除权同为“依单方意思表示消灭既存法律关系”的权利,除斥期间可参照《民法典》第564条第二款合同解除权一年的规定类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沪民申1297号裁定中明确:“回购权与撤销权、解除权同属形成权,行使期限届满,权利消灭,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认为回购权的行使期间应短于合同解除权的一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23)沪01民终5708号案中把这条路径落到了条文上:在协议未约定行权期限的情况下,参照《民法典》第564条第二款将回购权存续期间类推为一年;同时依据第132条关于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定,认定投资人明知公司2020年度业绩未达标,仍接受创始股东支付的补偿性“分红”、继续观望下一年度业绩,是以行为表明放弃基于该年度的回购权,构成权利滥用,回购权消灭。
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法答网精选答问”栏目发布第九批公司类精选答问,其中“问题2”首次正面回应回购权性质与行权期限:“对赌协议”赋予投资方在条件成就时既可以请求回购、也可以继续持股的自主选择空间,应以合理期限加以限定。这一意见区分两种情形处理行权期限问题:投资协议约定了行权期限的,从其约定,逾期行权可视为放弃回购权或选择继续持股;投资协议未约定行权期限的,投资人应在合理期间内行使权利,审判工作中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诉讼时效自投资人在该期间内提出回购请求之次日起算。
这份答疑意见通篇没有宣告回购权“就是形成权”,采纳的却是形成权说的后果逻辑:权利会因沉默而消灭,且不受“对方没提时效抗辩”的保护。答疑意见发布之后,定性的名分之争已经失去实际意义:混淆请求权与形成权的代价全部由投资人承担,裁判实践不会因为学理上存在请求权说,就放过一个逾期六个月才行权的投资人。投资人的应对因此只有一个方向——把回购权当作除斥期间项下的权利来管理,在约定期限内、或在条件成就后六个月内完成行权动作,不能寄希望法院主动适用时效规则,更不指望对方不提抗辩。等对方不抗辩的侥幸心理或操作,可能最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法答网答疑意见不是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释,只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倾向性观点;落到各地法院与仲裁庭,处理结果至少有三种走向。
(一)跟进适用
上海一中院在(2024)沪01民终12277号案中认定:补充协议约定的行权期限不明,案涉股权回购权是“请求回购的选择权与进行回购交易时要求对方给付价款的请求权的复合型权利”,选择权的行使有自主空间,应以合理期限限定,“以不超过六个月为宜”;该案一审曾按一年合理期间处理,二审改以六个月为准。投资人自回购条件触发后约四十六个月才首次提出回购要求,法院认定其请求回购的选择权已经消灭,回购款请求及违约金主张一并落空。更关键的连锁后果是:法院认定主债权因超期未行使而消灭,为回购债权设置的连带保证随之脱保,保证人不再承担相应责任。
(二)溯及力抗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京02民终13539号案中走了另一条路:从文义上看,法答网答疑意见从未禁止法官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认定合理期间超过六个月,“为宜”是对普遍情况下如何确定合理期间的倡导性推荐,而非对个案的一刀切要求;且答疑意见“非法律,亦非司法解释”,案涉合同签署、回购条件成就均发生在意见公布之前,在溯及力规则尚付阙如的情况下,不能仅依据答疑意见认定投资人的回购权消灭。对2024年8月之前已经触发的回购权,投资人仍有抗辩空间。
(三)仲裁案件独立裁决
上海金融法院在(2024)沪74民特69号、(2024)沪74民特70号、(2024)沪74民特74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裁定:仲裁庭基于仲裁协议享有独立的实体裁决权,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包括法答网答疑意见,对仲裁庭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源在于:诉讼受上诉审与审判监督程序约束,偏离最高院口径会被纠正;仲裁一裁终局,司法审查以程序事项为限,仲裁庭完全可以依自己的法律见解进行裁定。
从三种走向来看,溯及力抗辩只保护存量权利,是一次性屏障;仲裁独立取决于签署时的争议解决条款选择,事后无法补救;唯一可复制、可主动掌握的,是按最严口径行事。不要把回购计划寄望于前两条路径的庇护。
从立法动向来看,2025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三十八条规定,投资者就是否要求股东回购股权享有选择权的,在条件成就后应在约定的期限内或者经股东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作出选择,超过前述期限请求回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股东同意的除外。“合理期限”规则从答疑意见走向司法解释,方向已相当清晰,并新增了催告起算与“股东同意的除外”但书;截至2026年11月19日,该解释尚未正式公布施行,相关表述应以正式文本为准,不能作为现行裁判依据。
按最严口径行事,落到操作上是五个环节:条款、证据、监控、行权、时效。投资人回购权窗口期的管理目标是:在窗口关闭之前,把每一步做完。
第一步,投资文件条款锁死期限。法答网意见对约定期间持“从其约定”立场,行权期限条款写得越清楚,事后争议越小,至少包含三个要素:行权期限本身(如“回购条件成就之日起六个月内”,与裁判倾向对齐即可);起算点(明确以“回购条件成就之日”还是“投资人知悉成就事实之日”起算,避免成就时点的举证拉锯);中断与展期机制(如“双方就回购价款或替代退出方案书面磋商的,行权期限自磋商启动之日起中断”)。存量协议没有约定行权期限的,趁项目还有协商空间时尽快签补充协议;等回购触发后再谈,谈判地位已经反转。需要注意的是,展期条款本身要写明新期限的起算点与届满日,否则只是把“不明确”换成了另一种不明确。同一份条款里,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也是窗口期管理的一部分。如前所述,部分仲裁庭认为仲裁不受法答网意见约束,选仲裁还是选诉讼,等于在签署日就预先锁定了将来适用哪一套行权期限的裁判口径,这是投资文件协商过程中就需要决策的事项,不要寄希望争议发生后另行协商能够达成一致。
第二步,及时收集和固化条件成就的证据。回购触发事实由投资人举证,等到窗口期临近届满再收集,审计报告未出、董事会记录在对方手里、上市进程文件零散,都可能拖慢行权节奏。可行做法是触发事件初现时即着手固定年度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监管函件等关键证据,将证据清单与触发日历并表管理。
第三步,严格落实投后触发监控并及时行权。回购触发事件多有明确时间节点,但投后管理的现实是项目多、人手少、触发日散落在不同协议里。应为每笔含回购条款的投资建立触发日历,逐一录入上市期限、审计报告出具日、条件成就确认机制,并在触发日前三十日启动内部评估。业绩型回购还要盯年报,(2023)沪01民终5708号案的教训正是投资人“等下一年度年报看看再说”,法院认定这份等待本身就是放弃。
实践中,要避免出现窗口期因自身内部决策而错过的情况。行权在机构内部不是一个签字即可以开展的动作,而是投后团队提出动议,风控合规审查,投委会决议,最后再走用印与送达,每一环都以工作日计。多家机构的实务指南把内部流程倒排列为第一动作,理由即在于此。从窗口届满日倒排审批节点,为内部程序留足时间,而不是把最后一天留给送达。两类主体尤其要当心。
一是基金临近存续期届满的项目,LP的退出压力与等待更高退出价的诱惑在此交汇,项目处于逾期高发区。此时若犹豫,“等下一轮估值修复”与“等下一年度年报看看再说”,在裁判眼里没有区别。
二是国资背景投资人,政府出资基金的退出要过内部决策、评估备案等程序,六个月对国资决策程序来说非常紧张。该问题解决的出路仍在投资文件条款端,签约时把行权期限明确约定并留足程序余量,比事后指望合理期限的弹性可靠得多。
第四步,采取合理方式进行行权。行权以书面通知作出,载明依据的回购条款、触发事实与回购价款计算,并按协议约定的送达方式送达全部回购义务人。行权通知发出后,回购义务人可能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抗辩:
第一层是否认回购条件成就,集中在业绩数据的口径与审计归属;
第二层是主张行权形式瑕疵,称通知未按约定方式送达或内容未指明条款依据;
第三层也是最致命的一层,行权已超约定或合理期限,并以接受补偿性分红、继续在股东会表决合作等行为主张投资人已变更回购的意思。
法院审查要点和顺序是先看行权时点是否落在期限内,期限一过,条件成就与价款计算都无须再议;其次是再核条件成就的证据;最后才是进入价款与违约金的调整。
实践中回购义务人反复拖延非常常见。回购义务人收到行权通知后回函表示“同意回购、请求协商宽限”,既不付款也不拒绝,把六个月窗口拖到届满,再主张投资人以磋商行为变更了行权或已超期。对于此类情况,投资人需要注意把每一步都精准落在有期限的书面框架里。例如,回函限期(如十五日内给出书面付款安排),函中写明“本函件往来不构成对行权期限的延长或对回购权的放弃”。磋商无果即在窗口期内径行起诉或申请仲裁,以立案时间固定行权时点。商业上确需暂缓退出的,正确做法不是搁置,而是签一份明确展期期限的书面补充协议。
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时效与担保的联动。行权成功的次日,三年诉讼时效起算,要在时效内起诉或再次中断;为回购设置的连带保证另受保证期间约束:《民法典》第692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第693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逾期主张的后果是保证人脱保,连带安排同样落空。
(一)回购权抗辩——行权抗辩:依据、边界与后果
抗辩的直接依据是按除斥期间管理回购权的裁判口径:约定行权期限届满未行权,或条件成就后六个月内未行权,回购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有三条边界:
其一,法答网意见尚非司法解释,仍有法院按请求权说处理,逾期事由须由创始人一方正式主张并举证;
其二,投资人举证已在约定或合理期限内以书面方式发出行权通知的,抗辩即告失败;
其三,抗辩成功的后果是回购请求被驳回、投资人继续持股,回购付款义务免除,但股东关系没有终结。
(二)回购权核实——收到行权通知后的核对动作
收到行权通知,第一反应不应是考虑如何筹钱,而是认真进行核实查证以下三点:
查时点,对照约定行权期限与条件成就日,判断是否落入六个月窗口;
查形式,是否按约定方式送达全部回购义务人、是否载明依据条款与价款计算;
查依据,援引条款对应哪一轮投资、主张的触发事实是否属于该轮约定情形。
核对结果以书面回函固定:认为逾期或条件不成立的,明确说理并保留异议;确需协商的,写明“本回函不构成对行权效力与期限利益的认可”,防止模糊表态日后被援引为认可或变更回购。
(三)回购责任边界——投资交易文件条款设计
回购义务越重,越要在签署时谈定责任边界:以所持公司股权或股权价值为限承担回购义务;多轮触发的履行顺位与创始人之间的分摊机制;价款中本金与固定收益分项列明,为日后主张调减违约金留出计算基础。裁判对责任边界约定的效力总体持尊重态度。若触发回购之后再谈,创始人的谈判地位可能已经反转。两点裁判规则需要一并留意:若回购义务由目标公司承担,效力与履行还要回到《九民纪要》第5条,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回购请求不予支持,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4-08-2-269-003号对此予以明确;对赌回购系对赌失败后股东被动受让股权,与向股东之外第三人转让股权不同,不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则,协议约定各原股东承担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的,各义务人应连带支付回购款,此点见入库案例2024-08-2-269-001号。
(四)创始人反向催告——要求回购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或限期行权
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八条将行权期限表述为“约定期限或经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催告由此成为创始人一侧的新变量:催告可推动悬而未决的状态尽早了结、为抗辩固定依据,但催告本身构成行权期限的起算点,措辞不当可能把已经超期的状态重新激活。何时发、发与不发、期限给多长,需根据届时标的公司发展状况、融资难易程度、市场价值以及回购人自身财务状况等各种因素,依据个案签署文件与触发时点测算,不宜将催告作为创始人针对回购权的固定动作。
法答网第九批答疑意见之后,回购权的行权规则被重新定义。对投资人而言,回购权是一份有“保鲜期”的选择权,条款、证据、监控、行权、时效五个环节缺一项,权利就可能归零;对创始人而言,逾期行权抗辩值得主张,但最终口径要等司法解释落地,更重要的是提前理清设计好自身回购责任边界,收到回购通知后做好核实,根据自身和标的公司届时状况审慎行使催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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