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设立中与经营者集中相关的控制权判断
发布日期:
2026-11-20

一、基金控制权为什么影响经营者集中申报


新设基金是否需要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首先要判断基金设立是否构成经营者集中,其次才是判断是否达到申报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经营者集中包括经营者合并、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取得控制权,以及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控制权或者能够施加决定性影响。新设基金虽然没有既存目标企业,但参与方仍可能通过合伙协议及其他合同安排取得对新设主体的控制权或者决定性影响。

对于新设基金,控制权归属决定基金设立是否构成经营者集中。参照《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第四条、第十一条,至少两个经营者共同控制新设主体的,构成经营者集中;仅有一个经营者单独控制、其他经营者没有控制权的,不构成经营者集中。因此,新设基金仅由一个经营者单独控制、其他出资人仅享有财务性或保护性权利的,无须就该项基金设立履行申报义务;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新设基金的,则需进一步判断申报义务。

共同控制并不意味着必然需要申报。同一指引第五条进一步区分了达到申报标准、未达到标准但被要求申报,以及依法可以不申报的情形。构成集中后,应结合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营业额判断是否达到申报标准,并核查是否存在依法可以不申报的情形;即使未达到标准,如果有证据证明该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市场监管总局也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控制权判断解决的是“是否构成经营者集中”的问题;营业额标准、可以不申报的情形和监管要求,则决定该项集中最终是否需要申报。

在A企业与B企业新设合营企业案中,公示表记载,三名出资方分别以1%、1%和98%的出资比例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前两名出资方为普通合伙人,交易后由两名普通合伙人共同控制合营企业。换言之,公示表将两名各持1%的普通合伙人列为共同控制方,未将持98%的出资方列为共同控制方。

这一案例说明,出资比例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决定控制权归属。多方共同出资只是事实起点,真正需要考察的是,某一经营者能否通过合伙协议、决策机制或者其他安排决定或阻止基金的战略事项,并由此取得单独控制或与其他经营者形成共同控制。如何判断某一经营者对新设基金是否具有控制权,就是本文以下要讨论的问题。

二、基金控制权具体怎么看


依据《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7号,以下简称审查规定)第五条,控制权或者决定性影响的判断,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交易目的和未来计划、股权结构、权力机构和决策管理机构的表决机制、高级管理人员任免、股东及董事之间的关系、重大商业关系和合作协议、历史出席率和表决情况等。两个以上经营者均拥有控制权或者能够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构成共同控制。

这套规则用于基金时,不能机械地把公司中的“股东会—董事会—高管”替换为“合伙人会议—投委会—管理人”。更有效的做法是先看基金的相关活动由谁决定,再反查权利来自哪份文件、由哪个机构行使、是否受到其他主体制约。

(一)先看基金的相关活动由谁决定

对私募股权基金而言,相关活动通常包括投资策略和行业方向、单个项目投资与退出、年度预算和商业计划、融资与担保、估值和收益分配、关键管理人员任免、关联交易及利益冲突处理等。不同基金的业务模式不同,核心相关活动也会有所区别。母基金可能更关注子基金选择和组合调整,专项基金可能更集中于单一项目的投资、融资和退出。

控制权审查应当围绕这些活动逐项提问:谁提出议案,谁有权决定,谁可以阻止决定,谁能够更换决策者,谁实际负责执行?如果一方可以积极决定相关活动,可能形成积极控制;如果一方虽然不能单独推动事项,却能持续阻止预算、投资或退出等战略事项通过,也可能形成消极控制。共同控制并不要求各方权利完全相同,也不要求每一方都能单独作出全部决定。

(二)普通合伙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否真正掌握决策权

普通合伙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通常负责执行合伙事务和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是控制权审查的重要入口,但身份本身不是结论。应当继续审查它能否独立决定投资和退出,作决定前是否需要投委会、合伙人会议或者合规机构同意,其他合伙人能否将其无因解任。

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完整、稳定,其他主体仅保留针对根本性事项的保护性权利,其单独控制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如果重大投资和退出须经其他方共同同意,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被某一方随时更换且该方同时掌握核心决策权,则不能仅凭登记身份认定其单独控制。

多个普通合伙人共同设立基金时,还要审查合伙事务执行权如何分配。共同签署、分域管理或者分别委派决策人员,都可能形成不同的控制结构。不能因其中一方被称为“牵头方”或者“管理方”,就省略对其他方实质权利的分析。

(三)基金管理人是在决策,还是仅在执行

合伙型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可能由同一主体担任,也可能分离。管理协议约定的权限范围、期限、收费、关键人士和解任机制,是理解管理人实际地位的重要线索,具体仍需结合基金整体决策安排判断。

管理人如果能够独立决定基金的投资、退出和日常经营,且其地位不易被单方改变,可能是控制权的重要承载者。反之,如果管理人仅能执行投委会决定,或者可以被具有实质权利的一方无因解任,其管理行为可能更多体现受托执行。此时应当继续识别谁决定管理人的任免、谁控制投委会以及谁掌握关键资源。审查管理人权限时,管理协议与合伙协议应当一并阅读。只审合伙协议,可能看不到管理权限的上收或下放;只审管理协议,又可能忽略合伙人会议和投委会对管理人的制约。

(四)有限合伙人的权利是保护性权利,还是战略性否决权

有限合伙人通常不参与合伙事务执行,但这不意味着其所有权利都必然与控制无关。出资人可以通过合伙人会议、专门同意权或者其他安排,对基金战略和经营活动施加决定性影响。

对修改合伙协议、延长基金期限、解散清算等事项享有同意权,可能具有保护投资基础条件的性质,但仍需结合条款内容判断。更换普通合伙人或管理人的权利,则应单独分析其触发条件、行使门槛及继任者的选任机制,不能一概归为保护性权利。对年度预算、商业计划、单个项目投资退出、关键人员任免、融资和经营战略设置持续否决权,则更接近对基金相关活动的共同决定。

判断出资人权利是属于一般的保护性权利,还是属于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控制权,关键不在于条款是否使用“一票否决”字样,而在于被否决事项是否属于基金的战略性商业决策,以及该权利是否稳定、可执行且不可被绕过。判断时,需结合表决机制、席位委派、协议安排和实际行权效果等因素。

(五)投委会的职权、席位和表决规则应当结合起来看

投资决策委员会通常是基金控制权审查的核心,但“设有投委会”并不等于共同控制,“某方委派委员”也不必然等于该方拥有控制权。

应当同时核查四类安排:

1.投委会有权决定哪些事项;

2.各方分别委派多少席位;

3.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需要何种表决比例;

4.会议法定人数、回避、委托表决和二次表决规则如何设置。

如果某方虽然只有一席,但特定事项须取得该委员同意,其作用可能不同于一般多数表决中的一席。相反,如果某方即使委派较多委员,若投委会只提供建议而没有最终决策权,也不能据此认定其控制基金。

审查各方交易主体在投委会的权限时,还要防止文件之间的权限错位。比如,合伙协议将投资决定权授予执行事务合伙人,投委会议事规则却规定全部项目须经一致同意;或者主文件规定投委会独立决策,附属协议又要求特定项目取得某出资人书面同意。此类安排应当按照全部文件的实际效果整体判断,不能只选取对预定结论有利的一份文本。

(六)顾问委员会和合规机构也不能只看名称

顾问委员会通常处理利益冲突、关联交易、估值或者关键人士等事项,合规机构可能负责法律、监管和内部制度审查。它们的名称带有“顾问”“咨询”“合规”等字样,并不当然意味着其意见没有约束力。

审查各方交易主体在顾问委员会的权限时,应看其意见是建议还是决定,其他机构能否复核或推翻,以及审查是否构成项目实施前不可绕过的程序。一个有权持续否决所有投资项目、并可以基于估值或商业条件作出判断的合规机构,其影响可能已经超出保护性合规审查。一个只依据客观负面清单审查明确法律禁令、不要求参与商业判断的机构,则更有理由被理解为保护投资安全和合规底线的安排。

金融机构和国有产业资本参与基金时,常要求对项目合法合规性、关联交易、利益冲突或者监管限制进行前置审查。这类安排具有真实的风险管理需求,不能简单要求删除;但“合规”目的也不能自动排除控制权。

判断合规审查权,应当把条款拆到可执行的细节。以下七个维度是本文结合基金治理安排归纳的分析线索。

维度

更接近保护性、合规性安排

更可能涉及战略性控制

审查事项

明确法律禁令、监管红线和利益冲突

估值、收益、行业选择、交易对手、融资和退出

适用对象 

重大、异常或特定类型事项

全部或日常单个投资项目

所处阶段

事后监督、纠正或特殊事项审查

项目进入决策程序或实施前应当取得同意

约束效果

咨询建议,存在有效复核和纠正机制

持续、不可绕过的否决效果

判断标准

客观法律清单和明确监管标准

标准宽泛,包含较大商业裁量空间

权利目的

守住合法合规和投资安全底线

参与决定投资战略和经营方向

实际行权

有客观审查记录,未扩张至商业审批

经常否决项目或要求改变商业条件

这些维度应当综合评价,不宜用其中一个因素直接定性。若商业目标仅是守住合法合规底线,可以在真实业务需要和实际执行一致的前提下,将审查范围限定为明确的法律、监管和基金合同负面清单,要求审查方书面说明具体依据,并设置整改、复核和争议解决机制。同时,应当避免在附属协议或实际运行中重新赋予其估值、收益和行业偏好的审批权。条款设计的目标应当是准确表达真实治理需求,而不是通过更名规避申报。

(七)最后,还要核对附属协议和实际行权

委托投票、一致行动、特殊否决、优先退出、跟投、管理权委托和关键人士安排,可能写在补充协议、附属函件或者单独议事规则中。文件放在哪里,不改变其法律效果。只审主合伙协议而遗漏附属文件,容易漏掉真正的控制方。

实际行权同样具有校验作用。审查规定第五条明确要求关注历史出席率和表决情况。已经运行的基金,应当核对会议通知、出席记录、表决票、否决意见、项目指令、管理人更换和敏感信息交换情况。书面条款显示某方拥有决定权,但长期由另一方实际决定项目的,需要解释这种偏离;书面约定为客观合规审查,实际却频繁调整估值和交易条件的,也不能仍按名称认定权利性质。

三、结论:回到基金的真实决策过程


新设基金是否构成经营者集中,最终要落实到控制权或者决定性影响的判断。多方共同出资本身并不等于共同控制,出资比例、普通合伙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身份、基金管理人的称谓,也都不足以单独给出答案。需要看清的是,基金的重要事项究竟由谁决定,谁能够阻止决定,以及这种权利是否稳定、可执行。

因此,控制权审查不宜停留在合伙协议的某几个条款上。合伙协议、管理协议、投委会议事规则以及补充协议、附属函件应当作为一个整体阅读;对于已经运行的基金,还应结合会议记录、表决情况、否决意见和项目指令,核对书面安排与实际行权是否一致。顾问委员会、合规机构和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同样应当根据具体事项及其法律效果判断,不宜仅凭“顾问”“合规”或者“一票否决”等表述定性。

对尚在设立阶段的基金,交易文件起草时也应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投资保护、合规审查与战略决策的边界,应当落实到审查事项、表决机制和法律效果之中,尽量避免不同文件之间的权限冲突。控制权归属明确后,还需结合营业额标准,进一步判断该项基金设立是否应当申报。以真实决策过程为中心,让书面安排与实际运行相互印证,是处理这类问题较为稳妥的方法。

作者:邢行、武潇洋  指导律师:李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