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第3条规定，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或外币形式的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资金信托，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子公司、期货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88条对营业信托进行了明确定义，并指明根据《资管新规》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构成信托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适用信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处理。

综合《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15〕8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5条¹（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资管新规》后陆续出台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18年第6号，以下简称“《理财新规》”）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第6条²等法律法规、监管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为资产管理行业的基本法，资管产品的上位法为《信托法》，已实质被司法实践、监管认可，也即资管产品项下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形成的应系信托法律关系。

根据《信托法》第16条³等规定，信托法律关系较委托关系最为本质的特征为：（一）财产独立，也即委托人交付于资管产品资金形成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独立于受托人，独立于受益人；（二）破产隔离，也即资管产品项下财产除非法定事由，不得强制执行。

此外，不论是《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强调的都是“委托人的有限责任”，即委托人交付资管产品资金，相应取得份额以及对应权益，但并不能穿透至资管产品财产。根据《信托法》第37条⁴、《证券投资基金法》第5条和《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资管产品自身的负债应当由资管产品财产本身承担，不属于资管产品份额持有人权益范畴，委托人仅以其出资为限对资管产品财产的债务承担责任。

基于近年来商业银行处置存续非标银证、银信、银基合作业务的实践操作，资管产品份额卖断系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也即将份额（包括相关权益）“卖断”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若银行仅将“资管产品份额的收益权”进行转让，则不能称之为“卖断”，基于此所继续受托处置的安排，并不能被认定为监管认可的“卖断反委托”。

（一）银行卖断反委托业务模式

综合《关于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的通知》（银监办发〔2016〕56号，以下简称“56号文”）第一条⁹、《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办发〔2022〕62号，以下简称“62号文”）第一条¹⁰、2024年4月16日发布的《关于落实〈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引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主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金办便函〔2024〕474号，以下简称“474号文”）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¹¹等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实务操作模式，银行“卖断反委托”业务模式可以理解为：银行将不良贷款卖断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现银行不良资产的出表；同时，资产管理公司反委托银行对所转让的资产进行清收管理。双方设定清收目标，清收目标的金额为债权转让价款与银行通道费用之和。

实践中，已有五家全国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均已尝试通过“收购+反委托清收”交易模式成功收购并处置金融不良资产。但需注意的是：1.474号文已将反委托不良资产处置的出让主体从中小金融机构放宽至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2.根据监管政策的规定，受让主体必须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得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及社会投资者；3.资产收购和委托处置两项业务同步开展。原债权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合同》的同时，双方同步签署《委托清收合同》（或《合作清收协议》）。在两份主合同之外，通过签署《资金监管协议》等配套文件实施有关监管措施，确保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清收回款的控制权和收益分配的主导权；4.卖断反委托业务中，严禁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结构化交易方式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违规出表提供通道；5.不得约定固定收益或保底清收承诺等任何形式的实质上由受托方承担清收保底义务的条款。

（二）该种业务项下银行作为受托人取得代为处置的权利

卖断反委托业务中，受托方银行与委托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建立的是资产的委托处置关系，银行作为反委托处置行为的受托人，有权就受托处置所应收取报酬等直接对委托人进行主张，委托人应依据协议约定支付，除非特别约定，委托人不应以委托处置资产支付为限抗辩。

（三）卖断反委托业务法律风险

银行卖断反委托业务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卖断”的认定以及基于卖断的安排所附有关保底/兜底/增信安排的效力问题：

1. 不良资产和风险未能真实、完全转移或受托方保底清收，无法认定为“卖断”

根据前述卖断反委托处置业务所涉监管规则，应确保实现资产和风险的真实、完全转移，受托方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固定收益或保底承诺，否则反委托处置交易可能被认定为借贷交易。（2019）最高法民终73号案、（2020）豫民终709号案、（2020）新民终39号案等裁判规则均如此。

2. 卖断反委托业务如被认定为借贷，多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被认定无效，相关兜底/增信措施因性质认定不同，效力认定结果存在差异

司法实践中，反委托处置业务被认定为借贷关系之后，对其效力的司法评价存在差异。（2020）最高法民终537号案、（2022）辽民终267号案均认为有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监管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经批准经营贷款业务违反此类监管规定，应属无效。

此类借贷被认定为无效后，对于第三方提供的增信措施，法院通常根据性质认定其效力。如增信被认定为担保，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无效；如增信被认定为债务加入或独立承诺，则增信文件与借贷关系所涉主合同不具有主从关系，其效力不应受到主合同无效的影响，提供增信措施的第三方仍应该按照增信文件内容承担义务和责任。

（四）卖断反委托业务实务建议

建议银行在《委托清收合同》（或《合作清收协议》）中明确清收目标、处置期限及终止条件、银行权限与责任、违约责任；可以约定清收回款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之间进行结构化分配的条件与程序；避免约定由银行回购尾包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底安排条款。

建议避免由银行将自有资金或其他渠道资金作为“处置收益”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支付，建议以资金监管方式确保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清收回款实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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